除恶俗

风俗有良俗、恶俗之分。黄州有溺女婴的恶俗，一般平民小户，只能养二男一女，生多了，往往溺杀，尤其是女婴。苏东坡写信给对岸的朱寿昌：“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

这恶俗，恐怕已有几百年了，人们习以为常。虎毒不食子，人被称为“性本善”，却干这种事。黄州历任太守，视溺婴为寻常，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官吏“享国”，小民杀婴。杀了多少代了，亦不忍，却要一代代杀下去。有法律禁止，但管不了偏远之地。

古代男尊女卑，衍生各种各样的恶俗。针对恶俗，可以写几本书。

问题的症结在于：官员们太享受了。冗官，冗费，冗宗。国家财力又主要用于养兵。

熙宁、元丰年间，司马光在洛阳率先搞“三菜一汤”，十二个国家级政要每月聚会，用餐极简。这是为全国的官员作表率，力戒奢侈之风。但皇帝并不这么想。朝廷各部门“利孔百出”，争利打破头。官员都是利益链条上的官员，范仲淹式的人物只会越来越少。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历史有个循环怪圈。

目光长远的官员与纠缠眼皮子底下那点利益的官员，其斗争是长期的，有时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而后者占上风的情况在诸多朝代屡见不鲜。北宋后期，官风日坏，像蔡京这种人，在汴京扩建豪宅四十里，强拆民居一千多户。(https://www.daowen.com)

优秀的士大夫们遵循孔子孟子，不言利，只言义，为什么？

逐利是动物本能，尚义是价值规范。

司马光、苏东坡这样的人，在元丰年间已是逆势而行。

朱寿昌是孝子，苏轼传书过江，合作的可能性大。他不曾考虑黄州长官徐大受。

苏轼在信中说：“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一万钱，是他一家几个月的生活费。

贬黄州无权无钱，苏东坡想方设法。

他倡导建育儿会，一年能救百余女婴。他牵头干起来了，朋友广，善款多，由“敏而好义”的王朝云负责日常，工作做得细，并且考虑长远。

黄州女婴终于不再遭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