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导演和剧作者的话（之一）
编者先生叫我写一点关于《教师万岁》的东西，为了报答他的殷勤的好意，我答应了下来，但在执笔之顷，却又感到一点儿踌躇。对于自己的作品，我未尝没有一番意思要申说，但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教师万岁》还没有公映，我认为目前应当采取的态度是谨守着缄默。我既已将作品腆颜地提供在观众的面前，那么在没有听到观众的意见或批评之前，我委实不配在作品本身以外再加上什么说明。如果眉飞色舞地诉说自己的得意的心情，固然是一种虚妄；但过于谦卑地指责自己的失败，似乎也有悖于艺术的良心。总之，在今天，要对自己的作品有所申述，我总觉得犯了“一说便俗”的错误。然而事实上我终于“未能免俗”。
那我将说些什么呢？一个初做母亲的妇人捧出她的孩子给亲友们观赏，她也许太天真了，她得意地对他们诉说自己衷心的愉悦或骄傲；而他们为了垂念她在怀孕或生产期内所熬受的苦辛，也许会夸说她的小宝贝生得怎样玉雪可爱，即使那孩子实际生得非常丑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种的说谎无悖乎人类的道德，因为这里渗透着温暖和深厚的同情，同时对那个年轻的母亲将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或慰藉。但是她却有更大的理由去爱惜那个幼小的生命，要是她所听到的并不是虚伪的称赞却是忠实的贬抑的话。世界上的母亲往往疼爱她们一群儿女中最软弱最没有出息的一个，唯其别人对那个孩子投以轻蔑的眼光，她才加倍地支付出母亲的关怀或溺爱。这个譬喻应用在文学的园地，是否适当，我不敢断言，但是我总相信每一个作家是爱惜他自己的作品的，不论那作品在艺术上的评价的尊卑。我不大能够领略古人的“悔其少作”的心境，就我所写过的几个电影剧本来说，不消说幼稚和浅薄的毛病是太多了，然而我至今没有什么后悔的心情，一个中年的做了父亲或母亲的人在陈旧的箱匣里捡出从前投寄的情书，尽可以脸红，却不必忏悔少年时的任性，更没有理由去阻止他或她的儿女做出同样的幼稚大胆的行为。在当年的情书中间自己所认为构思最苦而又是最得意的警句，也许正是后来翻读时觉得最肉麻最不堪入目的恶札。但是果真因此发生惭愧心理的人，那才是可悲的，因为他今后即使再想制造一些使自己脸红的资料，也已经是一件永不能的事了。
一般地说，电影剧本没有单独在文学上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不能给予人们阅读的趣味。但如果我们承认电影是文学的部门之一的话，那么在艺术的估价上，剧本仍有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决定的作用。说得透彻些，在整个电影的制作上，剧本的优劣仍是判定那部作品的成败的最直接的因素。我不能想象，一个平凡庸俗的剧本在一个非常高明的导演手里就会增加什么光泽，或者发生什么“脱胎换骨”的突变。我默察近年来观众的欣赏水准，不能不说有若干进步，可是由于他们对电影的制作过程的隔阂，他们不免把电影导演的功能估计过高，而剧作者的地位则相应地被漠视了。电影的编剧人绝对不能享受到和舞台的剧作者同样的心理和物质的待遇，这是一个令人愤慨的现象。而某一些导演呢，也就利用观众对于导演的迷惘惊奇的情绪，故意夸张自己的神秘的权威，他可能把演出的成功的地方，都归因于自己导演的得当；而如内容并不见佳，则可能轻轻地想出一个“剧本庸俗”的罪名，叫剧作者去担当所有的失败。我不想在这里讨论什么内容和形式的一元的问题，我只想客观地指出：一个低能的导演可能糟蹋一个上好的剧本，但一个高明的导演却不一定能将一个恶劣的剧本变成一部成功的作品。我这样说也许挟有一部分偏见，但是导演的工作所给予我的经验却切切实实地告诉我：导演如果不凝神于剧本的搬运的经济有力，而只想卖弄他的所谓技巧，那是一条舍本逐末的险径。我欲不惮烦地在这儿指出眼前影坛的一个怪现象，人人都知道闹着剧本荒，却没有一个人肯真正尊重电影的剧作家。如果读者们知道目前编写一个电影剧本的代价，只够得上一个舞台剧本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三十分之一，而电影剧本的撰作并不较舞台剧本为轻易的时候，那他也就可以明了为什么电影剧本的素质显得这么贫乏的理由了。同时也要指陈一部分导演的自负的心理，他们由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摄影场经验的累积，把自己的神通看得过于威灵显赫，而剧本在他们心目中不过是构成一部作品的极偶然渺小的一个因素。请想象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可能产生的后果罢！我的冒昧率直也许会引起少数前辈先生的不满，但看在上帝的份上，希望他们能相信我是对他们怀着绝大的敬意的。为了明日的电影事业，他们没有理由把自己估计得过于崇高伟大，好像看了自己在夕阳的投射下的影子，就以为自己的体积真能媲美佛殿里的四大金刚一样。
一个理想的导演，是使人们不能在他的作品里发现导演的痕迹，倘因人们夸说他的作风奇特，或随处流露导演的小聪明而沾沾自喜，那是一种要不得的心理。余叔岩早年所灌的唱片固然已甜润悦耳，但和晚年所灌的像《沙桥饯别》、《摘缨会》等相较，那么后者因为完全不耍花腔之故，愈显得明净洗练，这是艺术上的至高的造诣。然而谈何容易！我要坦白地指出自己在《教师万岁》中运用了许多花腔或偏锋，我明知朴素平淡之可贵，却无法克制自己的“耍彩”的心理，就像一个第一次上台的武生拼命在台上翻扑一样。如果高明的观众以此见责，我将甘心拜受，并希望他们能看在“血气方刚”的理由上而加以宽恕。但也足见“由绚烂而归于平淡”，是一件多么艰巨的需要涵养的工作！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要申述对某一些朋友的衷心的谢意。第一个是朱石麟先生，他是帮助最力的一个人，在某一意义上，我不妨说他是《教师万岁》的监制人。第二个是屠光启先生，他是随时供给我咨询的最热心的顾问。第三个是梁乐音先生，他特地花了两个月的光阴准备着乐谱，而在配音时所表现的那一份认真和细心，尤其使我感动。其次是所有摄影场上的同志，包括一切演员和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我最忠实诚恳的伙伴。我还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担任摄影助手的李生伟君，他的理解力的敏锐和服务的勤奋是惊人的，从任何一方面看，他必将成为吾国第一流的摄影师。
甲申中元前一日，子 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