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树长青
自1952年底荒煤同志由中南军区文化部调到中央电影局工作以来，我和他相识已经超过40年了。但是我过去一直把他仅仅看作是我们的上司。“文革”以前，他大概每年一次或两次来上海视察工作，每次给上影厂的创作人员作报告，对剧本或样片提提意见。此外我和他没有什么个人交往，不像他和郑君里、赵丹、崔嵬、陈鲤庭他们那样搞得很熟。道理很简单，荒煤同志1933年就来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他和君里、赵丹他们在那时就认识了，而我则是在解放以后才认识他的。其次，荒煤同志外表比较严肃，看上去有一点“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这也使很多人感觉他不大容易亲近。这是我的错觉，后来我才逐步认识他其实是一个外表冷峻而内心炽热的长者。可是我真正认识他，已经是“十年浩劫”以后的事了。
一
1982年2月，荒煤同志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他率领一个大型电影代表团，应邀到意大利去参加一个规模空前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回顾展上共展映了134部影片，包括从20年代到80年代初各个历史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故事片、戏曲艺术片和美术片。代表团的成员有张水华、田华、程季华、龚涟、何振幹、马石俊、吴贻弓、祝希娟、桑弧，连同团长陈荒煤共10人。
左起：吴贻弓、桑弧、荒煤、祝希娟
这个回顾展从2月25日到4月10日，先后在都灵、米兰、罗马三大城市举行。被邀请的各国电影专家，有法国的贝热隆和米特里、日本的佐藤忠男、意大利的卡西拉奇、英国的斯谷特·米克、美国的陈力和毕克伟、德国的乌伟、澳大利亚的白露、新西兰的保尔·克拉克，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李萍倩、刘成汉、林年同等，加上专程前来采访的各国新闻记者，约200人。开幕式于2月25日晚在意大利工业城市都灵的罗马电影院隆重举行，会场内外挤得满满的。开幕式上放映了30年代名片《马路天使》，映毕全场掌声雷动。第二天意大利各报都作了报道，盛赞中国电影的成就。侨居意大利乃至欧洲其他国家的华侨甚至坐了火车或飞机赶来观看祖国的影片，有些华侨甚至祖孙三代都来看。从2月25日到3月8日，都灵的三家电影院每天放映三到五场，共放映134部影片，平均上座率85%；从3月10日至15日，在米兰放映30部影片；从3月25日至4月10日，在罗马放映50部影片。这次回顾展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意大利有影响的报纸如《晚邮报》、《新闻报》、《团结报》、《共和国报》等，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回顾展的报道和影片评介，充满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除了参加回顾展外，代表团还应邀访问了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历史名城。由于和荒煤同志朝夕相处，我加深了对他的理解。我发现他不仅仅是严肃的，还有风趣幽默的一面。
我不能不提一下我们和米·安东尼奥尼之间的一段纠葛。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的著名电影导演，他曾于1973年访问中国，拍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而引起轩然大波。其时正是“四人帮”肆虐期间，他受到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敌视中国的阶级敌人。他感到委曲，要求在3月8日都灵的回顾展闭幕的一天，与中国电影代表团相见，以消除误会。当时的政治空气还比较严峻，比埃蒙台大区的文化局长费莱罗问团长陈荒煤，是否愿意与安东尼奥尼见面。他提出这个问题，实际是暗示荒煤最好能同意会晤。荒煤回答：“作为同行，可以交换意见。”第二天，当代表团进入闭幕式会场时，安东尼奥尼已经坐在那儿了，他神情有点紧张。那一天新闻记者到的特别多，当闭幕式将要结束时，许多记者怂恿安东尼奥尼讲话。他缓缓站起来说：“我非常高兴中国电影代表团来到都灵。我想说明的是，对于中国政府让我到这个伟大的国家去拍摄影片，我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感谢之情。昨天我看到报上有陈团长的声明，他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也谈不上什么和解。他表达了友好的情意。我再一次重申我对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谊。我希望能和率领中国代表团的副部长握手。如果他不同意的话，我也不认为是对我的侮辱，我可以理解。”荒煤同志当即大方地和他握手，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接着荒煤同志说：“我们认为影片《中国》是有缺点的，某些镜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可能是由于安东尼奥尼先生的美学观以及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而造成的。别说西方艺术家，在短短的时间里很难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就是中国艺术家，也有了解不深刻、发生失误的时候。我们不认为这部影片是反华的。让我们两国人民和电影工作者团结起来，为反对世界霸权主义而共同奋斗。”荒煤同志的讲话再一次激起会场的掌声。第二天意大利《团结报》发表消息，称“中国和安东尼奥尼喜剧式地和解了”。比埃蒙台文化局长费莱罗兴奋地告诉我们：“再没有比这样结束更好的了。因为意大利确实也有人害怕中国电影回顾展的影响太大，总想制造点矛盾，搞点花样。现在你们和安东尼奥尼和解获得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一些外国专家对这次回顾展总的评价是：“通过银幕，意大利观众不仅可以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过去的历史和风俗习惯，还可以了解他们的精神和思想，了解他们的痛苦、忧患、欢乐和希望。”我国驻意记者万子美在发回国内的通讯中写道：“这次影展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电影或电影史的范畴，而且应把它看作沟通和促进中意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的最理想的桥梁。”我感到，在代表团和安东尼奥尼的这次接触中，荒煤同志的器识和应对能力是很卓越的，而安东尼奥尼也表现出良好的风度。
二
荒煤同志对周恩来总理的崇高品德，怀有无比深厚的爱戴和敬意。这只要举一件事就足以说明。1978年初，荒煤同志的问题终于得到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同志得到消息后，去信向荒煤同志约稿。在搁笔14年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怀念周总理的《永恒的纪念》。从此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他从1978年到1992年，一共写了将近20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数量之多，恐怕无人能和他相比。在这许多文章中，他倾注了自己无尽的哀思。而且他在文章中勇于解剖自己，从不掩饰过去在思想认识或工作上的失误，例如他在1958年写过的错误文章《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在怀念周总理的文章中，他愤怒控诉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这伙人从1964年起，就声称夏衍和陈荒煤在电影界推行一条“夏陈路线”，并且诬陷他们从30年代到60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1991年3月，作为七届全国政协的常委，荒煤同志立志要编一本《周恩来与艺术家们》。他决定征集过去曾经聆听过周总理教诲或得到过总理帮助的老中青艺术家们写回忆文章，编集成书。因为1992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而周总理不但一贯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并且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其次，1993年是周总理的95岁诞辰，把这本回忆录结集出版，既表达我们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同时在我们面临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的当前，恩来同志的思想光辉，也能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有所促进。
于是，荒煤同志以他个人的名义，向七届和历届全国政协文艺界的朋友们发出了诚挚的征稿信。收到信的同志们都热情响应，纷纷撰稿。至1992年3月，他共收到题词和稿件50余篇。在这一年中，荒煤以一个年将八旬的老人，事必躬亲，他和朋友们函电往返，不计其数。他对每一件来稿来信，都仔细阅读，而且亲笔回信。对他如此繁重的工作量，不能不令人感佩，也使我对他的认真执着的信念和人格力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他的努力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下，《周恩来与艺术家们》终于在1992年5月出版。读到这本书的同志们，都认为这几十篇文章情真意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并且赞赏荒煤同志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最近读了荒煤同志送我的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从1982年起，他陆续为北京的文学杂志《十月》写了十几篇关于他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录，于1986年结集出版。我惊喜地发现，荒煤同志在“文革”前后十余年中遭受如此严重的身心摧残的情况下，还保留着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他在散文集中，把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理想、悲欢以及对友情与爱情的朦胧的追求，坦诚地向读者敞开心扉。他的文笔细腻生动，娓娓道来，使读者获得很大的享受。在这些文章中，他写了许多平凡而又不幸的人物，像他的父母和外祖父、外祖母、他的大姨妈，还有谢阿姨、海丽、老刘师傅、毛叔叔、老大婶、翠姐婶婶等。他们都生活在灾难深重的旧社会，但正如作者所说：“我也才知道他们虽然都有各自的苦难、痛苦和不幸，可是，他们在悲惨的命运里，都还保存着一颗善良的美好的心灵。”[1]
使我同样欣喜的，是我在他的回忆录中，发现他对京剧十分爱好，而这也正是我的爱好。在1928年左右，他在汉口省立二中学习。当时他只有十五六岁，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心情十分孤独苦闷。他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唱京戏，他哼的是余叔岩的唱腔。我恰恰也是一个醉心余叔岩的戏迷，我似乎能够体会，那沉郁苍凉的余叔岩唱腔的韵味，是最能抒发荒煤当时那种心情的。我记起在五六十年代，荒煤每次来上海，陈鲤庭常常邀他去听苏州评弹，可见他对地方曲艺也是很有兴味的。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喜欢打乒乓球，爱看篮球赛，爱哼京戏，加上爱听苏州评弹，足证他的兴趣相当广泛，这又增进了我对他的认识。1993年是荒煤同志80整寿。我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只要他的思维能力还很活跃，不论年岁多大，是没有理由放弃写作的。何况比起冰心、夏衍、巴金这几位老前辈，荒煤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我衷心祝愿他永葆青春，笔耕不辍，持续不断地撰写散文和回忆录，来满足读者的期望，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1993年2月22日
【注释】
[1]荒煤著，《荒野中的地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