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春》（1950）

桑弧本名李培林，在《陆洁日记》中，1949年度有如下四条记载——

4月4日：培林《哀乐中年》拍完，实拍55天，起讫96天。

4月7日：假“光华”试重印《哀乐中年》配音用拷贝。

4月20日：“皇后”《哀乐中年》试片，戏院滥放人，挤无立足地。

7月11日：《哀乐中年》在头轮影院重映，生意不好。

从中可见，桑弧自编自导《哀乐中年》摄制与放映的时间，恰好跨越新、旧中国的分水岭。这个表现国人生命哲学的题材，显然与迎接上海解放的时代氛围及公众观影欲望脱节，也许称得上“生不逢时”。据桑弧回忆：“5月27日，上海解放，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文华公司全体员工和当时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样，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了上海的新生。”^[2]他回顾当时的精神状态，“解放初期，文华公司的创作人员自觉组织了政治和业务学习。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热烈拥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但也存在着较片面的理解”。这里有必要提及，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报告，号召大家“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时任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领导的陈波儿发挥说：“电影艺术要表现今天的新中国，首先是剧本主题思想需要更高度和更紧密地结合全面性政策。作品忽视这一点来谈表现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新中国的一切就是反映着国家的政策。”

1950年夏天，桑弧编导故事片《太平春》，由石挥、上官云珠和沈扬主演。该片讲述浙东小镇上发生的故事：男主人公根宝跟随老裁缝刘金发学艺，老裁缝有意将女儿凤英许配给根宝。不料恶霸地主赵老爷垂涎凤英，与国民党军官密谋，把根宝抓了壮丁。老裁缝乞求赵老爷搭救，赵老爷趁机要挟凤英当小妾。娶妾之日，根宝在轿夫们帮助下，半路与凤英一起逃走。赵老爷大怒，勾结官府将老裁缝关押监牢。此时面临解放，赵老爷匆忙逃命，许以金钱，嘱老裁缝代为保管家财。小镇解放了，老裁缝欲动用赵老爷留下的这笔钱替女儿和根宝办婚事。婚礼举行前，根宝母亲遭国民党飞机轰炸丧生，老裁缝这才醒悟，将赵老爷家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上交给人民政府，又把政府奖励的奖金全部购买了公债。在艺术处理上，桑弧受老解放区优秀年画的影响，在造型上追求一种又拙厚又明朗的风格，向民间艺术借鉴靠拢。此外，桑弧所擅长的喜剧手法在影片里也有运用，一个最大的噱头是凤英在轿夫们掩护下成功逃婚，当赵老爷兴冲冲揭开轿帘时，只见一头黑毛肥猪朝自家冲了过来，顿时引出哄堂大笑。

1950年6月16日，《太平春》在沪上五家影院首映，反响很不错。桑弧回顾道：“影片是揭露当时美帝国主义轰炸我国沿海城市，残杀同胞的罪行，为推销我国政府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作宣传的。由于我第一次接触这种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题材，影片在艺术上很不成熟，有图解政策的味道。当时有一位同志在报上发表了严厉的批评文章，指责影片犯了温情主义的错误，‘不少情节依然是在上海亭子间里的凭空臆造’。”然而，夏衍6月25日在文汇报社一次会上明确表态说：“对《太平春》的批评是不正确的，本片在市民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以桑弧过去的作品来看，这是一个飞跃的进步，应当肯定地加以赞扬。”随后，柯灵于6月28日致信桑弧，转告他听到夏衍同志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太平春》，认为某同志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该片是私营公司拍摄的一部较严肃的作品，应该予以表扬。柯灵还建议把他的信在文华公司的布告栏张贴。因为文华老板吴性栽当时已迁居香港，公司经营遭遇困难，资方却无力调拨资金。柯灵这封信张贴之后，为当时正在生产自救、勉渡难关的文华职工鼓舞了士气。从这个层面来看，夏衍作为当时上海文化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太平春》及桑弧创作的首肯，体现了党组织对电影工作的领导具有大局意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夏衍晚年在回忆录《新的跋涉》中，仍认为《太平春》是“比较优秀的电影”）。今天来看，《太平春》除了结尾段落有图解新中国成立初期认购“胜利折实公债”配合时事政策的明显痕迹，影片主体叙事还是相当完整的。时隔半个多世纪，2007年有位网友Sunday发帖评论说：“《太平春》前半部挺好，相当于《我这一辈子》裁缝版。逃婚那段有意思得很，塞了一头大黑猪给赵老爷！”

1951年夏天，桑弧执导了李洪辛编剧的《有一家人家》，由孙景璐、乔奇、沈扬、程之等合演。通过江南某城市一个梳篦作坊家庭成员的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抗战前后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的一段历史。颇有意味的是，这两部影片的背景都是桑弧所熟悉的江南城镇生活，而裁缝铺与梳篦作坊均具有本土特色，可见桑弧导演紧跟时代，对题材与主题的把握，既有明显的变化，也有潜在的不变。

《有一家人家》是桑弧在文华公司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1952年12月，我国电影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整体实现了国有化。桑弧导演从此进入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在水银灯下继续他对电影艺术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