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尘无

老铁说话从来总是不慌不忙的，但今天他在电话里的语气却失去了往常的沉着，我料知他会告诉我一些重大的事故；而他毕竟吐出了尘无的死耗。接着，我们交换了几声叹息，便无可奈何地将电话搁断了。我于是勉力想恢复先前的宁静，以便处理日常的工作。但不知怎样，老是无法排遣心头这一抹淡淡的哀感。我称它为“淡淡的”，因为它不曾使我痛苦到落泪的地步，然而也正为了“淡淡的”缘故，它好像一缕轻烟，一会儿似乎散失了，一会儿却又兜绕着我的周身，使我感到一腔难喻的寂寞。

我在灵犀兄家里，第一次认识尘无。当时看到他一派自视颇高的“才子气息”，心里就不很痛快，再将他的充溢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习气的一举一动，拿来和他所拥有“硬性影评人”的头衔相较，觉得这里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因为，他和我第一次相见，就给予我一个并不十分佳妙的印象。

渐渐地，我却对他谅解、同情甚至有好感起来，我发觉像尘无那样言行不一致的人物（这里所谓言行不一致，是指习性与理智的不谐和，或者说，是指他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不能和他所怀抱的新世界观融成一片而言），几乎充塞着当前的大时代，不过别人没有他表现得尖锐罢了。凡是头脑较为清新的知识分子，在目前几乎都已敏锐地预感着一个新社会的到来之无可避免性。他们的敏感使他们惊喜地期待着那近若可即的一丝曙光，同时也使他们为了顾恋着旧社会的种种而彷徨和苦恼。因此，他们在理论上，有着一贯的健全的主张，而在私生活上却反映出混乱的迹象。换言之，这一批人多少都赋有清明的意识，也多少都因袭着上一代的气质，于是在精神上便时刻发生罕有的矛盾。例如，有时他们很想做一个彻底的叛徒，有时却下意识地企慕着隐逸的生活，甚至于幻念到“红袖添香”之类。而尘无便是最足以代表这一类包含着矛盾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人物。

去年春天，为了肺疾的深化，尘无到杭州广济医院去疗养，从他的每一封来信里，我们听到类于猿啼的苦闷的申诉，某次他甚至说预备剃度出家，到西泠的隐处去做一个“泪僧”。我和老铁因此还曾到杭州去过一次，企图帮助他克服那么浓厚的感伤。但事实完全出乎意料，我们刚踏进他的病房，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泪僧”，却换了一个鲜灵活跳的肌肉相当丰腴的尘无。对于我们的突兀的造访，他虽表示惊诧，但经我们说明了想去劝服他的一番原委后，他随即付之一笑，脸上始终不露一丝沮丧的神色。我和老铁彼此交换了一次耸肩的动作，嘴里虽都不说什么，但于尘无的矛盾的性格，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原是那么一个乍冷乍热、一喜一悲的怪物！至于这一种古怪的个性之形成，则最爱磨折人类的生活力的肺结核菌，自不失为一个主要的因素。

也许有人看了尘无的牢骚满腹以及号称要去出家之类，而以为他惯于夸大或作伪。其实这是一种粗浅的看法。我却觉得唯其在这等处所，才显出尘无的坦白可爱。我敢断定他在被病魔缠困得最厉害或当他心境最恶劣的时候，“出家”并不是一项不可能的想头。不过他所具备的对于社会的基本认识，已足以牵制他的褊狭的妄念，使他刚好达到虽想做和尚而毕竟做不成和尚的一步。否则，如果他的理智竟被一时的冲动所战胜，而毅然披上了袈裟，那么他几年来所写的许多从新哲学的观点出发的艺术论文，便无法解释了，而尘无也就不成其为尘无了。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感伤或厌世，都不曾掺有丝毫做作的成分，而感伤以后的突然振作，倒足以显示他的率真可爱。

老铁批评尘无“眼高于顶”，这是很确当的。但他同时也具有服膺真学问的美德。凡是比他的本领差胜的，他无不表示由衷的推崇。在旧学方面，他于老铁、叔范二人，最致心折，因为他自分诗文二道，都有不及他们的地方。但是庸俗的坯子，却为他所不齿，尤其对依仗遗老或遗少的头衔以资夸炫的一些人物，更为所痛恶，他曾说“即使这批遗老遗少‘遗’得再厉害一些，变成了‘遗精’，但是诗文做得不好，我永远瞧他们不起。”像他这样爽快的口吻，虽不投胸襟冲淡的人们之所好，或甚至会说他“福薄”或“非寿者相”，但却为我们这一伙人所喜，而老铁尤其来得称赏。他曾在柬尘无的诗里有这么一联：“足下眼高头亦大，鄙人舌薄嘴能贫。”然而如今尘无已长眠不起了，从缺少一个骂人的帮手的意义说，老铁的悲哀自较我们更来得深刻。

毫不夸张地说，在并世的新作家中，求其兼擅旧诗文的写作技巧的，尘无实不惭为最英俊、最有希望的一个。他的理论文字泼辣而饶有生气，而旧诗和小品又是那么清丽婉约。他写白话，从不受文言的格律的影响，反之他写文言也是一样。他在最近一年中，致力于文学的史的研讨，曾说想写一部从六朝的小品开端的中国文学史，但如今竟以二十八岁的英年而赍志以殁了。他的死距石桥的死刚只一百零几天，而二人的致命伤同属最可怕的肺结核，这是给予中国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最迫切的一个警告。但是我不能不补充一句，如果几月来尘无的故乡不在进行着战事，那他也许不至于为了惊悸或忧愤过度而突发咯血的旧症，以致死得这么迅速。因此我觉得凡是他的朋友，倒不如将哀悼的心情锻炼为一团火样的愤怒，看准了对象而投掷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