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的《天仙配》——改编者的话

关于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有着广泛的流传。近年来楚剧、婺剧、黄梅戏、越剧、粤剧等剧种，都有这个剧目。1952年秋，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演出了楚剧《百日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有关董永故事的舞台剧。演的是“槐荫分别”一段，故事强烈的悲剧性和演员精湛的演技深深感染着观众。会演结束后，我回到上海，又看了安徽省黄梅戏旅沪演出的《天仙配》，演的是“路遇”一场，这一场突出表现了七仙女对于爱情的大胆热烈的追求，以及董永善良忠厚的性格。无论情节结构和表演，都充满一股青春的活力，而黄梅戏朴素优美的曲调，尤其给整个演出增添了无限光彩。

不消说，董永卖身葬父、孝心感天的传说是夹杂着很多封建迷信因素的，但是从各地方戏曲演出效果来看，观众最感兴趣的是董永和七仙女神奇的婚姻，以及他们后来惨痛的分离。因此，在任何剧种中，“路遇”和“槐荫分别”这两场戏总是最能吸引人的。在观众心目中，“路遇”里的七仙女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仙，却是一个诗化了的大胆热情的少女。她对于生活充满了向往和信心，她奔放热烈的追求爱情的方式，反映了旧时代长期受封建约束的姑娘们的心情和愿望。而在“槐荫分别”中，观众尤其寄同情于董永和七仙女，并憎恨那个逼七仙女上天的玉帝。即使按照书本演出，是董永的孝心感动了玉帝，因而他吩咐自己的女儿下凡与董永匹配夫妇，限期百日回天庭；观众看到槐荫分别的场面，还是要为这一对恩爱夫妻无端的离散感到悲痛，深深谴责玉帝的残酷无情。这就是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所具有的强烈的人民性。

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示鼓舞下，各戏曲剧种无论在整理传统剧目和反映现代生活的新剧目方面，都有着显著的进步。以《天仙配》来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同志们，几年来在省文化局的领导下，曾经对这个戏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与加工，因而在演出质量上不断有所提高。1954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戏曲会演中，《天仙配》曾获得剧本奖、导演奖、优秀演出奖和音乐奖，几位演员（扮演七仙女的严凤英、扮演董永的王少舫等）也分别获得表演奖。因此，当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把这个优美的神话故事搬上银幕，并指定我担任改编工作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幸运。

由于舞台上的《天仙配》已经有着优异的成就，这就给改编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为了使主题更加鲜明集中，我把主要矛盾放在董永和七仙女对抗天庭的一条线上，而把他们对抗地主和员外的迫害作为一条副线。其次，在“路遇”一场，也适当调整了人物间的关系，就是不把董永处理为一个完全被动的人物，而着重写他对七仙女也有好感，只是为了不连累她一同受苦，才不肯贸然答应和她成婚。至于“槐荫分别”一场，除了描绘董永和七仙女之间无比深厚的爱情，暴露天庭的残酷迫害外，更重要的是刻画这一对恩爱夫妻坚毅不屈的意志。故事虽然以悲剧终场，然而董永和七仙女并没有向玉帝屈服。“不怕它天规重重活拆散，我与你天上人间心一条。”这是爱情的誓词，也是悲愤的控诉。

《天仙配》是一个神话故事，电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运用各种手段来丰富它。我们首先决定作为神话歌唱片而不是作为舞台艺术纪录片来处理它。在这方面，导演作了大胆而独特的艺术处理，演员也付出了刻苦的努力。此外，在摄影、美工、特技各方面，也都有相应的创造，因此，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形式，它充分保持了民族戏曲艺术的优点，也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的特长。

在怎样使戏曲和电影结合得更好的问题上，由于各剧种的具体情况不同，也由于这项工作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点一滴的成就都是可喜的。作为一个改编者，也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感谢为《天仙配》的拍摄献出创造性劳动的导演、演员和其他同志，我也分享了他们所获得的成功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