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导演和剧作者的话（之二）

《教师万岁》公映后，有一些朋友看了对我说，他们总以为这是一部庄严华妙的作品，好像山伍德导演、劳勃杜奈主演的《再会吧，戚伯先生》（中译《万世师表》）一类的东西，但看了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不免感到几分失望。我想，抱着和我的一些朋友同样观感的观众们，为数当也不少。对他们，我感到由衷的疚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明白《教师万岁》所包藏的缺点太多，最主要的则是我采取了这么一个严肃的片名。换言之，用了如此冠冕堂皇的题目，做的却是纤巧轻松的文章。我即使博取了部分的赞美，但总犯了避重就轻的毛病。

“避重就轻”，这正是我对于自己作品的最概括的批评。我得坦白地指陈，从《教师万岁》开拍起，一直到完成最后一个镜头为止，我始终抱定了“避重就轻”的诀门。我处处地方卖弄花腔，凡是可以讨俏的地方，我从不肯放松，藉以博得观众的喝彩。如果导演的作风也有所谓京海之分的话，那么我得承认我所走的是海派的路子。结果也许做到了轻倩流利的一步，但根本不足以语“博大沉雄”。在艺术的造就上，我是一个幸进者，却算不得是什么大方家数。

我要申述为什么决定采用“避重就轻”的原则的苦衷。自然，严格地说，“苦衷”也只是一种遁词，并不足以掩饰自己的错误。但处于目今的时地，凡是稍稍明了电影圈的实况的读者们，大概会用一种宽恕的心情来倾听我的诉述的。在我写完《教师万岁》的全部对白之后的五分钟，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柯灵兄，问他是否愿意做我的第一个读者，他欣然答应了。于是我怀揣原稿去看他。我一面在等待他的读后的意见，一面在盘算自己的摄制计划。在我们相对无言的时间中，我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我随时察看我的朋友的脸色，好像一个苦痛的病人在注意医生按脉时的神色一样。这样相持了几十分钟，柯灵读完了，他把原稿交还给我，他用一贯的安详的语气对我说：“凭着我们的深切的友谊，我不能不在你头上浇这一桶冷水。我认为你第一次当导演而采用这么一个朴素平凡的题材，委实太危险了！我不知你将怎样去获取观众，你不能不提防自己的‘上门跤’，不幸环伺在你四周的正是许多幸灾乐祸的冷眼。”他这一番话所予我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我当时装得很镇静，心里却未尝不在抱怨我的朋友的煞风景。我说：“我很感谢你的关怀，然而我决定冒一次险，我也准备为自己安排一个头破血流的命运。”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道：“我懂得你的倔强的性格，愿你好自为之。”当时我们便握手言别了。

这一晚我患着严重的失眠，我反复咀嚼着柯灵所给我的警告。我嘴上尽管对他说愿意挨受一次失败的命运，其实这绝对不是由衷之言。老实说，我好像一个初次露脸的角儿，我多么殷切地盼待“一炮而红”的境界。也许这不是一个干艺术工作的人所应有的气度，但我不能不承认我当时确实怀着这一种热衷的心理。我再三思索我用怎样的态度来处理这么一个沉重的题材。横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严肃的，朴质的，像约翰·福特处理《怒火之花》那样的手法；一条则是用轻灵的外衣来反衬庄严的内涵，或者可以说是“用大题目做小文章”，亦即所谓“避重就轻”。结果我终于选择了后者。这是一条取巧的捷径，我之所以作如此的决定者，不消说还是为了想避免头破血流的命运之故。我应该感谢柯灵所给我的警告，在我摄制《教师万岁》的全部过程中，我永远警惕着自己，我希望观众丝毫没有沉闷滞重的感觉。说老实话，我是一个“顾客永远是对的”（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的市侩信条的奉行者，他们花了钱来看戏，我总希望能供给他们一点欣赏的趣味；至于灌输教育云云，我一想起这些堂皇的字眼就面红耳赤，更不敢妄冀以教育者自居了。佐临先生曾标举“懂、动、松”三字作为导演的座右铭，换言之，导演的任务，第一是要使观众懂得，第二要使他们感动，第三又要他们觉得轻松。我非常服膺他的见解，我自己能否做到这一步是另一件事，要之我是向往这一个境界，同时也在努力体验着的。

张骏祥先生在讨论《演技的深度》一文中，曾引岳飞的《良马对》作为譬喻，我觉得移用在导演方面也未始不合适，我不妨把岳飞的原文照抄如下：“帝问岳飞曰：卿得良马否？对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即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跃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张先生觉得某些演员一出台便拼命卖力，剑拔弩张，演到后来，力竭声嘶，就跟“殆欲毙然”的驽钝之材一样，所以他认为演技所贵者在乎有涵蓄。我则觉得这个譬喻正也不妨来衡量一个导演。我不懂得舞台，所说的自然限于电影。某些导演一味卖弄所谓技巧，甚至为了自己的神来之笔，而硬拿剧情来迁就镜头，这也是所谓“寡取易盈，好逞易穷”的例子。当我写到这里，自己不禁有汗流浃背之感，因为我在《教师万岁》里面正也走了许多偏锋。我看到某几位前辈导演叙事明白、交代清楚的习惯，他们大都用“淡入”和“淡出”来代表故事的一个段落，于是我立志在《教师万岁》里不用“淡出”，我所用的全是“融化”和“紧接”。为了要造成自始至终不用一次“淡出”的纪录，我不免应用了许多生硬的不必要的“融化”，过后思量，觉得这全是矫枉过正的傻劲。以前我看了小津安二郎先生的《父亲》和《慈母泪》，他贯穿全片所用的都是“紧接”，根本不用“融化”和“淡出”，我当时很不以为然，我认为他有些故意“不与人苟同”，然而这次我自己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把自己比作第一天上台唱戏的武生，拼命在台上翻扑，或是把一个腔拖长几分钟之久，以冀博得台下的叫彩，这终究是不足为训的。我希望以后能克服这一种好胜的心理。

我还记起柯灵读了我的剧本后问我是否有意把《教师万岁》弄成一种风俗素描或“浮世绘”一类的东西。大概他看了里面有学生家长到学校里去叫魂以及流氓讨利市钱等场面，所以这样问我。对于这，我委实非常惶恐，我神往于“浮世绘”那样素朴平凡的意境，但自己手腕拙劣，何敢攀拟于万一？知堂老人常常引用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的话：“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亡友王尘无生前，也最喜欢这一段文章。诚然，这里面洋溢着一种淡淡的东方人的悲哀，而在凄清的意绪中又蕴藏着一种华严的境界。我未尝不向往这种风格，但无论如何，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拿《教师万岁》来和浮世绘相拟，这不但由于自己的低能，同时也因为我对于《教师万岁》所采取的形式，断然不是一种抒情的平淡的路子；再则《教师万岁》的素材也不能归纳于浮世绘的一类。在我的贫乏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埃德门·戈亭导演的《人海冤魂》（We are not alone）才是一帧美丽的浮世绘，我曾深深地为他的轻灵婉约的手法以及保罗·茂尼的出神入化的演技所感动，而淌了许多眼泪。那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故事，而在这里面所蕴蓄的人世间的苍凉的情味却又是何等幽深精微！我反省自己的作品所能给予观众的是些什么，我有些惘然。如果说《教师万岁》曾经为当前的教师们尽了一部分呼吁的责任的话，那我只得招认我的呼吁的力量的脆弱。甚至不谈“呼吁”而只算作一份“同情”，我也不能不承认我所输予的同情是“廉价”的。庄子天运篇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当前的课题是怎样度过这最艰苦的但也可说是最后的一段时间，在这个意义下，我委实觉得自己所分泌的“湿”和“沫”是微薄得太可怜 了。

但撇开这一点自卑的心理（inferiority complex）而言，我仍应该为自己欣喜，在物力艰难的当前，我还有这么一个浪用胶片的机会。而且在试探艺术的多样性上，我正也不必妄自菲薄。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有云：“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这样说，气象阔大固然是艺术上的一种特色，纤巧轻灵似乎也无妨成为一家。我又记起我的一位远祖李邺嗣先生在他的《杲堂诗钞》中有这么几句话：“诗心之妙在能变，日变斯日新，年少为诗，自当精思极藻，各尽其才；至齿学渐进，于是造而高淡，而奇老，其于风格日上矣。然使守而不变，以至于极，譬如数啖太羹，频击土缶，音味遂为索然，复何可喜？余谓此当以秀色润之。盖澹而能秀则益远，老而能秀则不枯，所谓朝华既谢，斯夕秀当餐，此诚诗家日新之妙也。”我不想用王国维先生的话来遮羞，却愿意拿李邺嗣先生的话来鞭策自己。如果观众并不遗弃我的话，我希望不久能在他们面前拿出比较像样些的东西来。

【注释】

[1]本文第一部分“作为导演和剧作者的话（之一）”原载《新影坛》，1944年9月，第三卷第2期；本文第二部分“作为导演和剧作者的话（之二）”原载《春秋》，1944年11月，第二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