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1953）
桑弧晚年回忆说：“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还是解放以后才读到的。我虽然怀有为工农兵服务的强烈愿望，但对《讲话》理解很片面。整风刚一结束，夏衍同志就建议上影厂领导，给我一个任务：把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和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银幕，满足全国广大城乡观众的欣赏要求。我当时思想上有点搞不通。我认为学了《讲话》，就应该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拍摄直接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影片。而《梁祝》是讲述古代的才子佳人的故事，这与为工农兵服务不是背道而驰吗？”夏衍得知他的顾虑后就加以指点，强调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很宽广，拍摄工农兵观众渴望看到的影片，这就是为他们服务。“何况表现梁祝坚贞爱情的剧目，这也是反封建的一个重大主题。夏公的这一番话消除了我的疑虑。”
从1952年夏天开始，桑弧和华东越剧实验剧团的编剧徐进一起改编《梁祝》，首先遇到舞台演出时间必须压缩的问题。因为越剧《梁祝》演出达三小时以上，对一部电影来说是超负荷的。然而《梁祝》本身十分紧凑流畅，并没有多少可供删削的戏份。改编者的功力体现在既要将时间压缩在电影允许的长度之内，又要尽量保留并且突出越剧的精华，确保不影响剧中人表演的节奏韵律。桑弧作了统计：“《梁祝》的舞台剧本共有唱词732句，电影剧本则为352句。作机械推算：以《梁祝》全片放映110分钟来除唱词352句，即等于每分钟包含唱词3.2句。”他对一字一句的去留再三斟酌，电影化改编难度之大可见一斑。桑弧回顾说：“《梁祝》摄制组1953年上半年进行排戏、分镜头，以及美术设计、彩色片各项技术试验，于7月1日正式开拍。由于是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摄制组曾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彩色片的照明和洗印问题，我们使用的是东德过期的日光片；其次，冲洗彩色片当时完全用手工操作，显影药剂的配方也完全靠自己摸索，经过多次失败才逐步掌握规律。当时苏联专家明确说：‘你们要拍彩色电影，再过3个五年计划再说，现在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上海市党政领导非常关心《梁祝》的拍摄，市长陈毅同志曾调用部队的防空探照灯和发电车来支援我们。”
1953年底，《梁祝》拍摄完成。夏衍邀请周恩来、邓颖超和陈毅市长观看样片，得到他们的肯定。周总理还出了个点子，建议在“楼台会”和“梁山伯临终”之后，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的场面，增加四句唱词，烘托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据于伶回忆：“周总理很风趣地说：‘谢谢你们，你们让我出风头了，我可以第一次用自己的彩色片招待各个国家的使节，可以第一次送到我们各个使馆宣传我们的艺术了。’陈毅审看样片后也大加赞赏：‘不是有人说我们没条件拍摄彩色片吗？现在拍出来了！’ ”由此可见，当年围绕《梁祝》彩色影片的拍摄，背后还负载了一定的政治意义。1954年5月，周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和平会议，将《梁祝》带去招待各国代表和新闻记者。他还特别邀请卓别林观看，卓别林对影片十分欣赏，由衷称赞说：“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串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冷战时期，国际舆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普遍抱有敌意，认为共产党压制文化，只会出一些军事题材宣传品。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亲自过问中国代表团举办《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招待会。世界各国200多名记者观看影片后，被陌生而优美的东方文化所刺激，致使国际舆论出现转向：“谁说共产党不要文化？新中国建国不久，就拍出了这样美丽的爱情影片。”随后，《梁祝》频频在国际影坛上亮相，荣获第8届卡罗维·伐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映出奖，并获得中国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金奖。
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名誉董事长许敦乐长期在海外从事国产影片发行，他在回忆录《垦光拓影》中披露，20世纪50年代大陆统战思想推动了一波越剧风南下，“此事是由周总理、陈毅领导，廖承志、夏衍等直接指挥，促使香港同胞进一步了解祖国，增加对国家、民族感情的机会，并通过它和香港各阶层接触，广交朋友，团结社会上的大多数，以起到扩大宣传影响的‘窗口’作用”。1954年，《梁祝》电影运抵香港，“在国泰影院‘欲罢不能’，一连放映了107天，打破了国产影片和当时所有外国影片在香港公映的票房纪录。经统计，观看过《梁祝》的香港观众达50万人次”。[3]目前，已有年轻学者关注当年《梁祝》在香港激起的热烈反响：“53版《梁祝》对于1949年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代表着民族凝聚力的旗帜，更是整合华夏子孙的文化资源。桑弧的越剧《梁祝》让香江移民们勾起的思乡之情，唤起的民族认同是其成功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戏曲电影相对故事片而言，为上海影人提供了一个规避政治审查的相对安全地带”。[4]
《梁祝》此番在香港收获好评如潮，其中不乏非常内行的评论。香港有位影评人双山撰文称：“今天我第八次看《梁祝》，打破了自己看一部电影次数的最高纪录。在未看以前，我始终以为它是一种舞台纪录片，可是看了之后，发觉它完全不能这样称呼。它是道道地地的电影戏剧，是将一个轻歌剧（Operetta）完全改变成电影的一次十分成功的尝试。这个尝试不但有助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和丰富，而且也有助于一般的（亦即国际的）电影艺术的。因为一般说来，凡将歌剧摄成电影的从未有过真正的成功。”他进一步分析说，“作者是将舞台剧的故事很成功地改编得使之适合于电影了。戏的演出方式虽然仍旧是舞台的越剧，可是整体地严格地说来，我们却应该说它是古装的歌舞电影，而不是越剧的电影记录。它是将轻歌剧与电影有机地化合了的，不是将二者勉强拉在一起，因而其拼凑物较原来的两个构成物均为次等的东西。要做到这样的化合，改编自非一桩轻易工作。《梁祝》的编者，基本上是成功地完成了这桩工作的。”桑弧当年是否读到过这篇影评我们不得而知，但证之于桑弧写的专论《谈谈戏曲片的剧本问题》，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内在的呼应。桑弧认为：“戏曲片是指用电影的手段来介绍某一剧种的某一个剧目，使观众既能欣赏戏曲，同时也能满足他们对于电影的要求。中国民族戏曲的一个主要特色是糅合着歌、舞、剧三者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剧目里又互有轻重，有的以歌唱为主，有的以武打或舞蹈为主，有的则以尖锐的戏剧矛盾为主。而对于电影来说，它最胜任的是传述一个充满矛盾和纠葛的故事。当然这不是说要把歌、舞、剧三者机械地分割开来，而是说在选择剧目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发挥电影之所长。”[5]有意思的是，两人似乎在进行不见面的笔谈，双山在另一篇影评中强调：“《梁祝》的大成功让我们对电影中的歌唱多了不少认识。我们懂得了，独立发展的歌舞，不管它们本身的成就如何精深，与电影的要求却是不能调和的。至少，它们必须要另行设计与改造，才能去丰富电影艺术而不是去破坏它。”[6]这样看来，桑弧遇上真正的知音了。截至1958年，《梁祝》在内地的观众数达到9000多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