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

此后，我继续奔走在公社的田埂上，不再只是参观、访问，而是老老实实地参加农村工作。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当我辗转来到嘉定县的江桥公社之后，才又一次和桑弧相遇。

那是个晴朗的下午，我正在公社的派出所里整理工作记录，桑弧忽然来了。我十分惊讶，因为那时这里还是个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门前虽有条公路，但并没有车辆直达。他到这里来，必须步行一段长达数公里的路程。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弱不禁风的人。记得前一年在松江，那时的泖田上尽是大大小小的河浜，河上有数不清的独木桥，这种桥没有栏杆，人走上去，有时还要颤颤悠悠的，每逢过这种桥，他都要我搀着他的手，才敢过去。半年多的朝夕相处，我已经很难想象，没有我的帮助，他怎能一个人在农村里，走这样长的一段从未走过的路。然而他竟走来了，并且迫不及待地说出了他的来意，原来他最近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天马厂要拍一部立体故事影片，他想和我再度合作。

这才是我和桑弧真正合作的第一部作品——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

开始构思《魔术师的奇遇》还要早几年，那是1958年的夏天，我和陈恭敏接受了一个任务：把上海广慈医院抢救炼钢工人邱财康的事迹写成话剧。与此同时，我们听说天马电影制片厂也在筹拍同一题材的电话，是由柯灵、桑弧编剧，桑弧导演的《春满人间》。当时我曾经萌生过前往求教的念头，但终于未果。

与陈恭敏这位戏剧理论家合作，免不了要经常议论一些有关剧作的理论问题。我们在议论中第一次触及喜剧，是从《三毛学生意》引起的。那时，由滑稽戏《三毛学生意》改编成的影片，刚刚放映不久，佐临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很使我们倾倒。议论中，我们忽然感到剧本的结尾是三毛又失业了，惆怅地与心爱的姑娘告别，孤独地返回了苏北家乡，不论舞台上，还是银幕上，出现的都是一派催人泪下的凄凉景象……实际上是一个悲剧的构思。假如写一个喜剧，完全用喜剧的构思，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呢？于是，我们设想了一个并不成熟的故事：一位华侨回国寻找亲人，而那个帮他寻找的好心民警，恰恰是他要寻找的失散多年的儿子。这算不算是个真正的喜剧构思呢？当时我们的创作任务很紧张，来不及深入探讨，又由于不是严肃的“重大题材”，要想列入我们的创作日程，也很难得到领导的批准，所以只能想想而已。没想到，竟成了日后与桑弧合作的重要契机。

这个想法，在新五公社时，我曾经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向桑弧谈起过，我过后就忘了，他却一直记在心里。这次，厂里要他拍一部立体故事片，他说他马上就想到了我们这个构思。因为观众看立体电影，需要戴一副特制的眼镜，看起来比较吃力，所以要求必须轻松有趣，能够吸引人。这样，喜剧就成了最佳选择。

记得当时还有这样的要求：片长不要超过一小时，中间还要休息一次，以免观众视力疲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片子的一半处，让剧中那位电影导演向演员宣布“现在休息”的道理。这一宣布既是向剧中人的，也是向观众的，是双关的台词。

就这样，《魔术师的奇遇》应运而生了，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是否有一根喜剧神经，具不具备写喜剧的才能，但我相信，和桑弧在一起，我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待人真诚无私，对艺术一丝不苟。在他的建议下，我们一起去采访了魔术家张慧冲、朱腾云，并观摩了魔术家莫非仙的演出。在讨论中把原来构思中的热心民警，改为热心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并丰富了许多人物关系和喜剧情节。然后，我以十余天的时间写完了第一稿，桑弧以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第二稿。不久他就告诉我，剧本厂里已经通过了，并且即将投入拍摄。厂里人说：“你们四个人，辛苦了半年，没有搞出《好当家》；你们两个人，却以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魔术师的奇遇》。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创作规律的问题，并非全是“无心”，更不是我们俩神通广大。1961年的夏天，《魔术师的奇遇》已基本定稿。桑弧带了剧本到北京去找演员，并进行分镜头的工作，在北京新侨饭店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次文艺工作会议。周总理在讲话中说：“听上海的同志讲，有几个作者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要他们去写党委领导，天天对他们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请他们去写写别的，发挥所长。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这里说的，正是指我们前一段走的弯路。周总理还说：“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要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周总理这段话说得实在太好了。不但增加了我们拍好这部影片的决心和信心，也促进了影片的顺利投产。

《魔术师的奇遇》演员阵容很强，陈强、韩非、孙景璐、程之都是一时上选。影片于1962年在上海的东湖立体电影院首映，连映四年，上座一直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