恣肆与谨严

艺术的形态是多面的，“恣肆”与“谨严”也是其中的两面。这两者在色相上呈现着冲突的姿态，但真能达到这两种境界中的任何一种的，都不失为伟大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司马迁的《史记》，李太白的诗，苏辛的词，施耐庵、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都可以说是恣肆的作品；而柳宗元、归有光、哈代、曹雪芹等的作品，则可以归入谨严的一类。但他们都是人类的可敬的祖先。再举一个浅薄的例子，我觉得周信芳恣肆，盖叫天则谨严，但他们同样为我们所爱好的“江南伶范”。

就电影作品来说，在好莱坞那些导演中，我认为最足以代表“恣肆”的面目的是弗兰克·卡普拉，而“谨严”的代表当推爱德门·戈亭。凡看过卡普拉的《浮生若梦》和《民主万岁》，以及戈亭的《长相思》、《情慌记》或《人海冤魂》的，也许会同意这见解。或者有人觉得“恣肆”应以西席·地密尔为代表，可是我以为地密尔只知道渲染大刀阔斧的场面，这是“粗犷”，却不是“恣肆”。不但“恣肆”和“粗犷”有别，“谨严”也和“精细”不同。桐城派的古文诚然绵密匀整，可是太注意于结构的精细了，总嫌气象不够，好像人工堆砌的盆景。让我掉一句文：必也恣肆而不流于粗犷，谨严而不伤于纤巧，斯得矣。

恣肆的作品，常不免有细小的疵点。譬如福楼拜的《波华荔夫人》^[3]，在开始几页叙述沙尔·波华荔入学的时候，他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作者好像是一个沙尔的同班生，但以后就又采取纯客观的第三人称了。这未尝不可以说是一个毛病。然而，这毛病又何损于《波华荔夫人》之伟大以及福楼拜之不朽呢？凡是汪洋恣肆的作品，作者的气魄，早已摄住了读者的灵魂，即使有一些技巧上的失检之处，也不足为病。至于谨严的作品则不然，行文布局偶一失当，便易为读者察觉。“恣肆”的作品，则像一个澄澈的浅湾。前者即使氽几个浮尸也无所谓，后者则夹杂不得一只死蛙。

然而“谨严”易学，“恣肆”难学。如果说摹仿是创造的张本，我想对青年作家们，也许前贤的谨严的作品，比较能使他们获益。站在“打根基”的见地上，应该多多观摩别人的谨严之作。但不论“恣肆”或“谨严”，这都是旁人所加的考语。先得有作品，然后才有考语。凡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的创作过程中，是从不计及他的作品之为恣肆抑或谨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