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栽花花不发

初识桑弧，是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会议室里，我有幸被邀请，为他们写一个反映农村生活的剧本。当时他们大约认为我对农村生活很熟悉，因为我的话剧《枯木逢春》在上海人艺刚刚上演不久。其实那是个误会，我是个北方人，自幼生长在城市里，对江南农村倍加陌生，写《枯木逢春》时不过才刚刚接触，所了解的也仅仅限于有关农村血吸虫病的部分，其他方面还远远不够了解，更谈不上熟悉。就在我继续深入农村、准备写一个名叫《泖田郎》的话剧剧本时，我欣然接受了天马厂的邀请。我之所以欣然，不仅因为他们邀请我写的，与我手中的话剧创作任务，既是相同题材，又是同一主题；更重要的是，我将能和我久已敬慕的桑弧合作。这是我“触电”以来，继郑君里之后遇到的第二位良师，真使我喜出望外。

1960年的春天是个美丽的春天。我们在天马厂一位党委副书记的率领下，和两位编辑一起去了上海郊区的松江县新五公社，在此以前我已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这里地势低洼，早在古代就被称作“泖”，是个九年三熟的穷地方，“有女不嫁泖田郎”已成了当地的传统歌谣。我想写的那出名叫《泖田郎》的话剧，就想以一个能为泖田改天换地的公社党委书记作为主角，因为那里有个名噪一时的沈鹤贤，据说就是这样的人物。这是一位市领导同志向我介绍的，此后不久他又向天马厂党委作了介绍，所以我和桑弧也就理所当然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当时这种领导出题作文的方式是很流行的，加上党委副书记亲自率队深入生活，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挂帅。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创作，自然心安理得，有恃无恐。

为了完成歌颂“人民公社”，突出“一大二公”的主题，我们在上海郊区曾采访了许多公社书记、干部和社员，采访记录也记满了几个笔记本。更幸运的是，我们还遇到了也在下面深入生活的茹志鹃和黄宗英两位女作家，她们也欣然接受我们的邀请，一同参加了我们的创作组。

我们在那位党委副书记的率领下，日日奔走在田埂上，来往于各个公社之间，参观、访问、交谈，也参加一点劳动。后来，就更多的是坐下来讨论了。那位党委副书记是个待人和气、事必躬亲的好同志，原则性很强，在掌握剧本的主题和思想性上，一丝不苟，寸步不让。我和桑弧起初都觉得，按照他的步子走，在大方向上就不会偏离。但是慢慢的，我们就感到吃力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往往来不及思索酝酿，刚刚露头，就被一道事先设好的人为的框框挡了回去。久而久之，一些新鲜的东西渐渐变得不新鲜了，一些颇能使人兴奋鼓舞的东西也失去了它的魅力，想象的翅膀被紧紧捆住，千姿百态的生活被涂成苍白的颜色……记得在讨论过程中，黄宗英曾建议跳出原来的框框，打开思路，写一个以发明插秧机为主的反映农业机械化的剧本，我知道，她一定又被素材中的一些邢燕子式的人物感动了，那是她所熟悉的，但因为她离开了原来领导给我们规定的主题，只好请她留待以后自己去发挥。

就这样，我们都觉得背上的包袱日益沉重起来。

在农村一下子住了半年多，过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直到金色的秋天来临，水稻将要收割的日子，我们才搜索枯肠，按照主题先行的要求，写了个名叫《好当家》的剧本提纲交了上去。

提纲当然没有通过，我们都感到很沮丧。为什么有这样优越的条件，这样充实的队伍，又花了这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却写不出个好的剧本提纲来？这样怎么对得起领导？怎么对得起观众？又怎么对得起自己？《好当家》就这样默默地宣告夭折了。创作组解散，我和桑弧也分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