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识与文艺

弘一大师晚年与人书云：“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大师虽然处处以一个佛弟子自居，可是我觉得他在思想上所反映的却是我国的儒家的本色。在上面所引的一番话里，我们不难嗅出一种正统的儒家的气息。

“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可以说是我国几千年来圣贤或哲人的垂训的结晶。凡是曾经战斗过来的人，到了由绚烂归于平淡的年龄，便感觉文学或艺术上的虚名的不足珍惜，倒是应该留一点立身处世的楷模给后世的人们。

但我的看法稍稍不同。我认为“文艺以人传”固然好，“人以文艺传”也不坏。应当着眼的不是个人的传不传的问题，而是留一点业绩在艺术的国土里，对后世的子孙们总是一种功德。我们读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们浸润在他们的辉煌的巨著里，我们欢喜赞叹。至于他们生前的为人如何，却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世界文学史中多少伟大的著作，它们的流传至今，绝不是由于作者生前的品行的卓绝，而是由于作品本身的不朽。

但我又怀疑自己是曲解了弘一大师的旨意。他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古训，他所谓“文艺”也许是指文字上的技巧，而“器识”则指作者的才魄；至于他说“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他的解释也许是：“应该是作者的思想见解胜于他的文字技巧，却不要让文字的华焕来压倒作者的思想见解。”如果真是这样解释的话，那我就毫无“间然”。郭沫若先生与人书亦云：“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底固佳，然仅有此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这可以看出郭先生年来的明净的思想境界。我认为他所谓“人的修养”，不是仅指个人的敦品励行，而是指对于生活的体验。换言之，唯有从生活的体验中所写出来的东西，才有成为伟大的作品的可能，才不致流于徒然的辞藻的堆砌。

【注释】

[1]原载《光化日报》，1945年4月28日—5月28日。

[2]William Dieterle,今常译为威廉·迪亚特尔。

[3]今常译为《包法利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