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凤虚凰》鉴赏

《假凤虚凰》鉴赏 [1]

李亦中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喜剧片曾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弱项,无论在拍摄数量或总体水平上,往往屈居于正剧、悲剧之后。在中国电影史上,20世纪20年代的默片喜剧如《滑稽大王游沪记》、《掷果缘》等主要摹仿好莱坞闹剧,以滑稽情景取悦观众;20世纪30年代出现一些含有喜剧成分的影片,如《新旧上海》、《十字街头》、《压岁钱》等,社会内涵增强了,但喜剧样式并不纯粹;直至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方形成喜剧片创作第一个高潮,涌现了几部有分量的讽刺喜剧如《乘龙快婿》(张骏祥编导),以及相当成熟的幽默喜剧如《假凤虚凰》。上影厂老艺术家叶明生前回顾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卖座的四部国产影片,指出《姊妹花》、《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三部均属郑正秋、蔡楚生学派,以充分渲染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打动观众;唯《假凤虚凰》是一部没有复杂情节的喜剧片。这不但反映中国电影观众欣赏趣味多元化的趋向,也表明《假凤虚凰》取得的成就,把中国喜剧片创作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中华民族喜剧传统与喜剧审美定势源远流长,诚如近代大学者王国维所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同西方民族相比,显出自身鲜明的特点。简言之,在喜剧功能上,西方人注重“狂欢游戏”式的宣泄与解脱,中国人则强调“寓教于乐”,比较注重教化,用世目的十分明确;在喜剧精神上,西方人习惯以悲愤冷峻的态度审丑,对丑的批判嘲弄是尖刻无情的;中国人则推崇“谑而不虐”,批判中含有同情,否定中含有肯定;在喜剧思维方面,西方喜剧中的夸张大都由“怪诞”派生,中国喜剧里的夸张大半与“巧合”结缘;在喜剧意识上,西方喜剧往往呈现反理性的绝望,中国喜剧大都以乐观的大团圆告终。当年《假凤虚凰》公映后,曾有影评赞曰:“这部片子是地地道道的喜剧,当可与舶来的最好的喜剧一决雌雄。”所谓“一决雌雄”固属戏言,但本片确实渗透了中国喜剧传统而自立于世界喜剧电影之林,成为中国第一部采用英语译制的出口影片在美、英两国上映。

由桑弧编剧、黄佐临执导的《假凤虚凰》以旧上海为背景,深刻揭示十里洋场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的社会氛围对小市民的毒害,尤其针对那种“只重衣衫不重人”的陋习给予善意的嘲讽。本片男主角杨小毛是个理发师,他一方面凭手艺挣钱甚感自豪(女顾客均指名要他烫头发),另一方面耳濡目染上层社会纸醉金迷的作派颇觉自卑,对有钱人的生活方式不无向往。女主角范如华是无业平民,因不幸丧偶日陷贫困,但她染有贪图虚荣的寄生思想,设下了“征婚觅佳婿”的圈套。在编导笔下,本片唯一的反面人物张经理惯于投机钻营,他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畸形社会里充其量是条“小鱼”,为弥补生意亏空转嫁危机,便唆使杨小毛假充“大亨”前往应征,从而引出这对“假凤虚凰”在情场上周旋的喜剧纠葛。杨小毛起初相当犹豫,却抵不住张经理摇唇鼓舌的游说。张经理不愧是混迹上海滩的老手,他在出借自己那枚假钻戒时发表一通妙论:“戴在理发匠手上是假的,戴在总经理手上自然成真的。”这乃是他在拜金社会里悟得的窍门,也是编导刻意嘲讽的重点。处于这种欺瞒成风的浊流之下,杨小毛与范如华在交往中谨言慎行如履薄冰,互相诱使对方“上钩”,尝尽了捉襟见肘的尴尬滋味。到头来真相大白,两人的人格均受到极大伤害。在剧情发生陡转的当口,编导不失时机让如华的好友国芳承担教诫之职:“嫁给理发师有什么不好?总比当姨太太强。以前你俩戴着假面具你骗我、我哄你,大家提心吊胆的。为什么不扔了假面具,痛痛快快做人呢?”由于两人良知未泯,特别是杨小毛身上具有劳动者的善良、正直与同情心,终于在旁人促进下和如华重归于好。影片结尾,如华与国芳也到理发店就业,四个小人物好事成双,喜剧最后的打击力落在那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张经理头上。应该说,这样的结局寄寓了编导针砭时弊的理想化色彩,多少满足了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善恶终有报”的审美期待。

旧上海是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大都市,五方杂处,人欲横流,贫富悬殊,这就为《假凤虚凰》构筑喜剧情境提供了现实基础。国内有学者在普泛意义上探究城市人的生态与心态,从社会学角度勾勒出相关特征。其一是“无背景状态”,即城市人有可能隐去自身来历和背景,轻而易举地进入一种他愿意扮或需要他扮的角色;其二是社交生活“多场所性”,即城市人可以从一个既定的人际关系与评价圈走出,投入另一个圈子重塑“自我”,重获新的评价;其三是城市人的“面具”现象,由于陌生者之间交往各自注重“第一印象”,需要考虑自己的举止谈吐给对方造成何种印象,以及对方期望自己具有何种面貌。这三条特征恰恰构成《假凤虚凰》运用“误会法”的前提,从范如华隐瞒真相“征婚”开始,引出张经理幕后操纵杨小毛前往应征,随后他俩各自戴着“富家千金”与“总经理”的假面具谈情说爱。不料身份易改本性难移,尽管他俩的“面具”表演一开始相当奏效,频频给对方造成错觉,但越是深入接触下去,越是显露出“面具”背后的实像,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大量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噱头。

误会法是喜剧创作屡试不爽的手段。本片运用误会法的奥妙,在于一开始就让观众洞悉男女主人公的真实身份及其隐秘动机,使观众处于一种“优越”地位。换句话说,剧情演变中的一切“误会”,都明明白白地在观众眼前展开,唯有男女主人公隔着“面具”蒙在鼓里,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剧中人如何滑稽地在自己造成的困境中挣扎,这就形成中国喜剧所特有的“纠缠戏弄”,把戏份做足了。具体来看,杨小毛在戏中的贯串动作是竭力掩饰理发师的身份,假扮“总经理”诱使如华信以为真。由于这两种身份之间不协调,杨小毛的言行举止具有“慢半拍”与“快半拍”的喜剧效果。所谓“慢半拍”,表现为杨小毛借用张经理的西装革履外表上显得焕然一新,却不可能立竿见影进入“总经理”这一角色,因而在许多场合的反应显出迟钝。例如,他在西餐馆请客因不谙礼数屡屡出洋相;在经理室当着如华的面听“下属”(由张经理假充)汇报“貌倨实恭”的微妙神态,均流露出他对“面具”的不适应。所谓“快半拍”,是指杨小毛身为3号理发师的一系列本能反应,他和如华接触时常常忘乎所以,下意识带出自己的职业习惯。例如,他喜欢随身携带木梳与剃须刀,招呼别人惯用右手甩“响指”,系餐巾或围巾时老是把它当作理发用巾等。更难以抑制的是杨小毛听见在店里烫发的如华问:“3号在吗?”他随口答应,一下子露出破绽,后来好不容易才使如华释疑。著名演员石挥以令人信服的演技演活了这一角色,形神兼备地把握“慢半拍”与“快半拍”的表演火候,既夸张又不失分寸,使3号理发师成为中国喜剧电影画廊中一个富有艺术魅力的典型。

然而,这部以“误会法”作为剧情枢纽的喜剧片问世前后,却真的惹出了一场误会风波。风波的起因源自片中理发师职业及其戏剧动作。1947年7月11日,“上海理发业同业公会”等组织发动数百名会员包围大光明影院,阻挠《假凤虚凰》试映,同时散发传单,在报纸上刊登“致全国各省市县理发业及职工同人公开信”,指责《假凤虚凰》“虚构本事,以丑形怪状之表演,侮辱我整个理发业,污我人格,绝我生路”,并向文华影业公司提出该片必须剪除或修改的九点要求。文华影业公司则据理力争,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紧要启事”,声明“敝公司所摄《假凤虚凰》一片,内容系揭露现社会之虚伪风气,并阐扬劳工神圣之真谛,对于任何职业及其从业者绝无攻讦之意”。这场风波持续月余,闹得沸沸扬扬,成为当时上海滩一大新闻。在双方分别召集的各界招待会上,有关人士纷纷阐述见解。剧作家曹禺发表观感道:“其实最善良的正是3号理发师。全片充满了轻松的感觉,结尾处理尤觉可爱,没有喊口号,而是靠人物的觉悟,一脚把坏蛋踢了出去。”欧阳予倩也指出:“这部影片与其说是讽刺理发师,不如说是讽刺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讽刺那个公司总经理。如果换一种结尾,理发师依赖有钱女人坐上了汽车、住上了洋房,那才是真正对理发业职工的侮辱。现在似乎不应该再有误解的成分存在。”后来经多方调停,文华影业公司对影片做了适度删改,其中包括删去3号理发师在求婚时以剃须刀刮领带这一细节,才使《假凤虚凰》在8月下旬得以公开上映。结果想不到“因祸得福”,在当年专映外国影片的大光明影院场场爆满,观众将近17万人次,成为最卖座的国产片之一。这次风波在中国电影史上首开观众“对号入座”先例,由此显示部分观众群体对文艺作品尤其喜剧干预生活的审美特性,尚缺乏足够的理解与承受力。此类“对号入座”的现象日后时有发生,为电影社会学、观众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值得探究的案例。

本片导演黄佐临早年留学英国专攻戏剧,深得莎士比亚、肖伯纳诸翁精髓,回国后创办“苦干剧团”,舞台经验丰富。《假凤虚凰》是佐临执导的电影处女作,导演手法洗炼流畅,格调风趣隽永,雅俗共赏。本片的民族风格也非常鲜明,编导善于汲取中国古典戏曲讲究“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贵显浅”“重机趣”等艺术传统,使全片叙事脉络单纯而又一波三折。例如,作为贯串道具的那枚“假钻戒”,在推动情节、刻画人物、营造噱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影片开头,张经理直言不讳向杨小毛言明“钻戒”乃赝品,它使旧社会“以衣冠取人”的习气得以物化。接下去,那枚“钻戒”又派生出两场好戏,其一是如华初次约会时羡慕地把玩“钻戒”;其二是张经理老婆赶到理发店追寻“钻戒”,两次均造成杨小毛虚惊一场,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他躲躲闪闪的心理,喜剧悬念极强。此后,当如华走投无路来到当铺时,那枚“钻戒”又导致她与杨小毛狭路相逢,不仅酿成喜剧高潮,还层次分明地表现了如华起先舍不得典当订婚戒指,随后泄愤似的上柜典当却遭老板耻笑,以及获悉“钻戒”真相时又气又羞的内心波澜。影片结尾时那枚“钻戒”再度出现,这一次物归原主,杨小毛与如华将它掷还给张经理,痛快地表达了他俩以自食其力的姿态蔑视蝇营狗苟的张经理之流。

《假凤虚凰》全片的场景相当集中,时空结构具有室内剧特征。桑弧合理挖掘各种时空“巧合”,叙事节奏紧凑明快,将重场戏与过场戏有机地融为一体,绝无多余冗笔。例如,在如华家透过一门之隔的喜剧情境,表现如华的真实处境以及见不得外人的苦衷。杨小毛两次上门均与三个黑衣法警不期而遇,前一次他被假象迷惑,后一次他意外识破真相,与如华产生了激烈冲突。编导巧妙利用如此简短的过场戏,使剧情跌宕起伏。又如“婴儿啼哭”那段插曲,编导有板有眼地做了铺垫交待,先是让国芳拿着一个会发出哭声的洋娃娃哄婴儿,感叹“这孩子真乖,要是刚才哭,被杨先生听见才糟呢!”话音未落,偏巧杨小毛再次返回屋里,顿时使如华陷入十分狼狈的窘境。为了掩藏嗷嗷待哺的婴儿不被杨小毛察觉,她急中生智拿着洋娃娃拼命摇晃,竭力将两种哭声混杂在一起。这场戏充满喜剧张力,是喜剧性夸张“出乎意料,合乎情理”的典型。观众在为男女主人公举动发噱的同时,也多少感受到几丝辛酸苦涩:初为人母的如华为摆脱窘境不惜出此下策,既令人可笑又令人同情。应该说,这些情节并非仅仅博人一笑的廉价噱头,而是含有一定的人生况味,这正是《假凤虚凰》作为一部有品位的幽默喜剧被人看好的缘由。

【注释】

[1]笔者整理的《假凤虚凰》镜头记录本,刊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十八集(电影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巴黎中国电影资料中心CDCC收藏原片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