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桑导演”
张建亚
桑弧的电影成就早有公论，在看到各类美誉的时候，脑中总会浮现我的“桑导演”。1982年我毕业后回上影，跟过白沉、谢晋等著名导演，更有幸的是跟随桑弧，从拍戏到后来继任他的职务，担任上影“第三创作室”主任，他仍作为顾问直至退休，他一直是我父执般的老师。
电影是怎样产生的？似乎没有一定之规，最任性的讲法就是“胶片堆出来的”，而桑弧导演对每一部影片都是“成竹在胸，了然于心”。
1984年，我跟桑导演拍《邮缘》当场记，真是长了见识。桑导演的戏大部分是自己编剧，即使不是编剧他也会再写一个导演本，而在编剧的过程中，故事人物已经在他脑中立体起来，活动开来。他的思维非常缜密，影片的架构、情节以至细节都设计得清清楚楚，完整到连时间长度都非常精准。我在记录分镜头剧本时，他总是告诉我，这个镜头“7尺8格”，那个镜头“18尺6格”，我觉得匪夷所思，而在做完成片台本时，发现与分镜头本的出入误差之少，就只有赞叹佩服了，完全如他所想！有些镜头我在“掐秒”时问他，这个镜头好像有点长？桑导演告诉我，这是因为有笑点，要给观众留一点反应的“气口”，而且每次的气口也分大笑、会心一笑而长短不一，这在以后的观影现场基本上都得到印证，足以说明桑导演对影片设计的完整性，是建立在充分了解观众群体的基础上的。《邮缘》是一部轻松的正剧，那个年代的说法叫“轻喜剧”，不同于《祝福》、《子夜》等重磅作品。但桑导演拍的这类作品非常受欢迎，并且隽永传世，如《哀乐中年》和《太太万岁》。这部《邮缘》在当时的电影市场犹如一泓清泉，其可看性在于知识与娱乐相融，和颜悦色地引领了时尚，对集邮热潮推波助澜。“文革”结束后，各种禁锢束缚被扯断，各种新思潮涌现，各种欲念亦翻腾，然而对于普通百姓，需要的无非是好好生活，过好日子。《邮缘》并没有什么教诲，却润物无声地给出榜样，恰是摸到脉门、点中穴道，契合了人们对生硬僵化的“政治挂帅”的反感，让观众们看到色彩缤纷的现实生活，所以公映后好评如潮，两位主演郭凯敏、陈燕华也大受欢迎。
桑导演的创作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普通百姓，而他以百姓为主角的作品也显露出前卫的锋芒，比如他的代表作《哀乐中年》。我觉得《邮缘》也是融入了他对政治运动与日常生活关系的思考，也是他个人生活品味趣味的提炼，而且在形成剧本直到投入拍摄之前，他已经精心地把整部影片在脑海里完成了。电影不同于其他艺术创作的一点，就是创作者的灵感创意要依靠工业生产流程来实现，电影摄制组就像工厂的一个车间，必须依据图纸施工，导演就是总工程师，一点点考虑不周或将就马虎，就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尤其20世纪80年代，电影胶片不仅昂贵而且匮乏，一尺胶片都容不得糟蹋。作为第一责任者，导演就必须保证自己设计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假如让人按一张充满缺陷的图纸施工，制造出来的一定是废品。桑导演最常对我讲的一句话是“做导演，你自己要先想清爽”，在艺委会讨论剧本时，他最尖锐的批评就是“我看作者自己也没有想清爽，那观众怎么搞得清爽呢？”导演究竟想什么？包括影片的立意主题、人物的行为逻辑、情节的因果缘由、节奏的张弛有度、结构的均衡完美、风格的推陈出新，进而到开场、高潮、结局，以及画面如何摄人魂魄、音乐怎样动人悱恻，每场戏的气氛、每个角色的基调、每句台词的余韵……都要反反复复想清楚讲明白。开拍一部影片前，导演必须做足这些功课，而艺术成就的高下就看更深的修养积累了。艺委会时常碰到一些文理不通的剧本，创作者则用“个性”、“探索”作为挡箭牌，桑导演对此的态度很明确：拍电影不可以这样的，上影厂更加不可以，或者你自己花钱回去拍，不要让我们在这里讨论了！
由于桑导演艺术创意完整，对电影工艺熟悉到家，所以整个摄制过程轻松高效，这对开始导演生涯的我是极好的一课，当时的副导演廖瑞群（特伟的夫人）对我说：“好好学学，这才叫大导演，肚子里有货不在外表。大导演最不像导演，一副导演派头的未必是大导演！”
桑导演是集邮的，他按照自己的经验写了郭凯敏在家里洗邮票的戏：将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泡在清水中，然后平敷在玻璃台面上等待干燥。实拍那天“技术掌握”，摄影师邱以仁嘬牙花子了，因为邮票是面朝下帖在桌面上，拍到的邮票背面就是一块块“白豆腐干”，他觉得不好看。我看到落地门上的窗玻璃，就建议说，贴在窗上吧，阳光透过来邮票的五颜六色全出来了！大家觉得挺好，却又说算了吧，桑导演讲好要这样，调度全设计好了，并且讲了一件往事的段子：20世纪60年代拍《第二个春天》时，有一场戏赵丹、高博、康泰等几位演员修改了剧本，自己排练得很得意，然后演给桑导演看，企图说服他。不料桑导演看完后说：“你们想的交关好，但我看还是照剧本来演吧。”
那天桑导演到现场后，我把邮票贴在窗上的建议说了。桑导演看着我没说话，邱老师又补充了几句这样贴的优点，桑导演仍没有接茬儿，我们觉得也就作罢了。但是第二天一早，桑导演就说：“你们的建议我想过了，很好！我们就这样改一下。”原来，牵一发动全身，当他没有把前前后后的戏全想好理顺，他是不会松口的。这样更改后视觉效果很好，郭凯敏趴在窗上贴邮票的剧照到处可见。之后拍黄山外景，桑导演让我跟邱老师和摄影组在山上等候了一个星期，终于拍到理想的云海镜头。《邮缘》完成后深受好评，每次桑导演谈到影片时都会提到“建亚同志出了很好的建议，做了很多工作”，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表扬我很感动，那时刚毕业想法多，在各个剧组出过很多主意和建议，但没有哪位导演像桑导演这样记住并赞扬的，若干年后逢到相关场合，他仍旧会提及，这就是给我的职业人格教育了，导演的威望来自于对全组各个部门的信任与尊重。桑导演对剧组任何人都和颜悦色，不论明星还是场工，总能记住别人的优点和对影片的贡献。优秀的导演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桑导演就是这样的人，他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不苟言笑，对人对事都极为认真，有什么问题问他，他一定先确认你的问题是什么，再认真地回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坐在导演的藤椅上，手握剧本思索着，等候各部门的准备，那时没有监视器，一到开拍，他就站到摄影机旁，目光炯炯地盯着演员的表演……
桑导演的艺术成就可以谈论很多，但他作为职业导演的素质，让我耳濡目染，受用一生。三十多年了，我的导演生涯有些许成功，这都要感激桑导演最初的发蒙。我心存宽慰的是也在中国电影史上开创了一次“第一部”（《紧急迫降》），没有辱没师门（桑导有三个“第一部”）。
记得1986年我跟桑导演赴美国学习考察，看了好莱坞几家大公司，接触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他对我说：讲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怎么烂来烂去烂不掉呢？如今，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了，虽然还有各种缺憾，比如电影工业体系不完善、电影美学体系空泛，但相信也会“一天天好起来”！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最重要的就是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和专业素养。我想，当拍摄现场的导演绝大部分都是称职专业的那天，中国电影就更上一层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