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表现形式创新

电影表现形式创新

最后来谈电影表现形式的创新。近来出现了一些表现手法较新的影片,《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樱》等,这些影片都出自年轻导演之手,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可喜。这些影片无论在编剧、导演、摄影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努力追求新的表现手法,这很好。当然有的同志可能不同意这种看法,也有的同志认为变速摄影、定格、降格、升格、彩色黑白对位、声画对立等都是过去用过的。我认为以上几部影片集中使用这些手法,给人以新的感觉,对探索新的表现手法起了带动作用。当然,因为是探索,可能在新手法使用上还不够得心应手,所以大家对最近影片中出现的爱情场面常常采用你追我赶的镜头、慢动作等不大满意,感到重复了。有这种说法也是正常的,因为观众不喜欢雷同的表现手法。但经过探索,技巧会慢慢成熟的,我想用这样的手法表现爱情,今后可能不会太多了。我曾经读到过著名画家司徒乔夫人冯伊湄的回忆录《未完成的画》,她曾讲过:“我看到司徒乔过去很多作品,这些画都是我看熟了的,但放在一起看,就有不同的感受。他每一幅画采用不同的手法,创造不同的意境,看起来几乎不相信这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我才发觉,他是那样地重视独创,他不但不肯摹仿别人,甚至不愿意重复自己前一幅画的手法。”我觉得,重视独创是可贵的,我们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电影的各种手法完全不重复也不可能,问题是如何运用得当,就像中医开药方一样,也就是这么几味药,但是很少完全一样的处方。搭配不同可能效果也会不同,所以说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经过十年动乱,电影工作者一方面要恢复过去的传统,一方面又不能满足于固有的表现手段,而是要求突破。青年导演比较容易吸收新的东西,这是好的,因为电影还是很年轻的艺术,诞生至今不过八十多年。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电影表现手段的日新月异创造了条件。从大的方面讲,电影有两个大的突破,一个突破是从无声到有声,一个突破是从黑白到彩色。当然还有其他的突破,例如从普通银幕到宽银幕,从平面电影到立体电影,也是突破,但不能说是大的突破。1962年我拍了《魔术师的奇遇》,是立体的,这对少年儿童来说觉得很新鲜,可以说是一个新品种。但看立体影片,观众要戴眼镜,看起来较吃力,不利推广,因为科技发展无止境,所以只能说是一种新表现手段的尝试。下面就着重讲讲两个大的突破:

1927年左右出现了有声电影,30年代中期出现彩色电影。声音和彩色的运用是在不断发展的。当有声电影刚刚发明时,很多人反对,卓别林也反对,因为早期的无声电影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好的艺术表现手段和经验,所以认为有声电影反而破坏了电影艺术的特点。但毕竟是潮流所向,声音运用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多早期的有声片只满足于对话、歌唱,而对话只是声音的表现手段之一。对话应力求精炼,还要很好运用对话,能讲能不讲的就不讲。现在影片里多余的废话还很多,还有多余的动作。《生死恋》、《樱》的片长不到9000尺,但观众看了觉得很充实。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比较快,很多青年观众对京剧折子戏不大容易接受,有的是由于不了解古代历史,有的是限于欣赏水平,也有的是由于京剧的节奏太慢。很多京剧是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然后大段的自报家门,再后面是大段唱词,这样十几分钟已经去掉了,但还没有进入戏的本文,这可能与今天的生活节奏不符合。所以青年人爱看电影也是有道理的,青年人要求节奏快,这是生活本身所决定的。

我举《生死恋》中的例子来说明声画结合运用在电影中有广阔的领域。声音不仅表现对话,还可以声画结合产生新的意念。《生死恋》中大宫和夏子分别后的两地通信,用大量人物内心独白来处理,声画结合运用得浑然一体,没有用画面来图解独白,心灵世界与动作结合得很好。我查了一下,这样的处理共用了86个镜头,1100多尺,整部影片是550到560个镜头,8000尺,无论从镜头还是胶片比例讲,两人的内心活动占据了全片七分之一,比重很大,也是编导着重刻画两人相爱之深,为悲剧作的铺垫。当大宫接到电报,悲剧发生,随着大宫撕裂人心的喊叫,也喊出了观众的心声,大家为大宫感到悲痛。这86个镜头有的是声画吻合的,有的是不吻合的,但通过画外音的巧妙运用,感到这是一气呵成的,充分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这部影片中,如果没有画外音的运用,光看画面,观众就不懂其中的意思。通过充分运用画外音,使观众了解了他俩的内心世界。例如有这么一个场景:几个同事在喝酒唱歌,一面配上了大宫的画外音:“夏子,我们宿舍里共住了五个人,有三个结婚了,另一个比我年轻得多,可也有女朋友了,大家都盼着快回家,如果你来的话会怎么样呢?为了羡慕我,他们非痛打我一顿不可。但是对了,仔细想想,再过一个月就要结婚的,除了我还有谁呢?可我还有31天不能见到你,未免太残酷了。对了,你快来吧,立刻就来吧!”这段画外音与画面,把大宫的心情表达得很充分。当然,声音的运用也应以生活为依据,一般录音时,两人的近景声音就比较低、比较清晰,远景就要高而空旷。但有时也不然,《生死恋》中,大宫与野岛坐在小车里是个很远的远景,但声音就很近,实际生活中不可能这样,但这里就没有拘泥于生活中的原样,观众也接受了。

影片中的声音除了对话外,还有音响的作用也很重要。《樱》中陈建华出差回来,建筑物内空无一人,叫人的喊声产生很大的回响,音响效果就很有感染力。《早春二月》中陶慕侃请肖涧秋到家中吃饭,暖锅中发出的“嗞嗞”声,就渲染了江南小城镇冬天生活的细节,这点音响效果也带给你一种意境。

彩色与黑白片交替运用的影片,如《生活的颤音》、《樱》、《小花》等,这些影片运用的效果都不错。我在《魔术师的奇遇》中也用过。魔术师在火车中回忆的一段用单色片,是淡咖啡色的,给人的感觉是褪了色的照片的效果,用彩色片表现现在的生活。也有相反的用法,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反映卫国战争的,现实生活都是单色的,回忆都是彩色的,因为回忆镜头是和平时期的美好生活,战争则是严酷的。在《樱》中,回忆日本母亲把孩子送到石佛村去的那段是用单色的,对解放后生活的一段回忆则是用彩色的,因为这是很甜蜜的。此外,还有多格画面的手法,也是常用的,运用得当能增加一种气氛。如《苦恼人的笑》中,傅彬装病,被医院里的护士、病人指责,这里运用多格画面的手法就造成了群起而攻之的气氛。

现在还有一种无技巧剪接。过去的电影已形成一种章法,一种是“化”(化出、化入),一种是“淡”(淡出、淡入),现在大量的影片已经不用这些技巧,而用无技巧剪接。无技巧并不是不要技巧,有时还需要很高的技巧。目前拍的片子大量运用这个方法,这有两个原因,主要是为了适应观众的需要,节奏的需要。同时,技巧在洗印过程中还有一种操作工艺过程,影片要翻一个底,这么一来,影片的画质就粗了,所以能不用技巧的就不用。如《樱》中,兄妹第一次相见这场戏,陈建华在机场接了光子,又把她送到宾馆,光子在挂衣服时,陈建华看她出现的四个镜头两个回合,观众就觉得陈建华开始发现专家好像是自己的妹妹,但又吃不准。如果按传统的技巧,一定会用“化”的方法,但现在用跳接的方法观众也看得懂,这种例子很多。但无技巧剪接也要运用得当,如《生死恋》中在海港的那段独白后有一组13个镜头,其中6个重复,1个远景,两人终于奔在一起了。观众感觉好像是他俩遇见了,实际上这是大宫的幻觉,一个海浪冲上来,浪花变焦距变出来一个远景,只有大宫一个人了,这时又有夏子的声音:“我还是决定不来了,我忍耐着,好让我们在东京相遇时的喜悦加上十倍,一百倍。”设想一下,如果画面不用海浪冲击的镜头,观众就会觉得突然,不容易接受,现在这样处理就容易接受了。另外,《樱》中石羽扮演的老干部陪光子到石佛村去,光子与母亲相见不相认,只是要了碗水喝,这里就省略了母亲倒水、走过来等动作,而用剪接和跳跃的手法,观众也能接受。这当然不属于无技巧剪接的范围,但是节约了时间和空间,这类镜头现在用得较普遍了。过去有些较老式的做法,认为动作过程不能缺一点。近年来的影片,有的采取了纪录片的手法,而不是硬性规定一个动作要非常顺,只要观众能理解就可以跳跃,当然也要避免跳跃得过于生硬。所以,剪接在必要时用一次淡出淡入也是可以的。我们不要求无技巧剪接就一点技巧也不用,国外一些影片也用些技巧,但相对讲现在用得比较少。

有人认为,有了这种手法,电影的结构有了很大变化,过去的电影是多幕的戏剧,现在因为用了更多的表现手段(包括回忆、倒叙、意识流、声画结合等),是否就不讲戏剧矛盾冲突规律了?抛弃“电影是多幕话剧”的概念是对的,但并不是不要讲究戏剧结构。《生死恋》中,开头结尾拍的都是网球场,结构很严谨,特别是最后大宫与野岛站在那儿,空空的网球场出现了夏子的声音:“球太高了!……”这就造成了一种意境,夏子人已不在,可环境依旧,造成了凄凉的意境,效果是不错的。我们看《没有留下地址》,看上去影片拍得很随便,实际上结构还是很讲究的,他们一共找了五个地方,又有迂回,找到报馆后,司机说要去做个报告,而姑娘又去火车站抱了孩子。在五个地方中,前面三个地方和后面两个地方又加入两件事情,这个迂回对推动剧情和塑造人物是很有帮助的。这里写出了姑娘很爱孩子,也写出了司机是助人为乐的热心人。所以说这部影片的结构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很讲究的。

我觉得,综合起来看,新的表现手法与传统的表现技巧完全可以百花齐放、不拘一格,不要轻易认为这个好、那个不好,可以根据剧本的本身条件与导演的风格而不同。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电影的风格越多样越好。正如前几天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40周年的活动中宋庆龄说的:蔡元培先生当年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出兼容并包,培养教育了一代人。今天,在有利于四化的大前提下,题材、样式、风格、流派越丰富多样越好。

目前国产电影在数量、质量上还不能满足国内外观众的要求,也和我们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但将来一定能搞上去。我们电影的形势是很好的,将来的形势一定会更好。

1980年3月29日 于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注释】

[1]原载《电影创作与评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