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民本经济思想的历史形成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上古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传统德治思想与宗法制度的长期影响，产生的条件是春秋晚期社会变迁引发的观念更新，学理呈现则是孔子仁学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自然展开。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可以溯源到三代之治的德治重民思想。孔子祖述尧、舜、禹之政，谓其“所重民、食、丧、祭”，称赞其“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以及“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1]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这恰与三代重民的施政理念相接续，而落脚点则在“惠”，即让百姓得到经济实惠。当然，孔子民本经济思想的直接渊源是周朝建立之初的“敬天保民”思想。周族原是殷商王朝的西部边陲小族，在推翻殷商、建立周朝之际，为了体现周朝新政权的正当性，提出了“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天命观，以此作为周朝取代殷商政权的神学依据。由于过去商王荒腆失德，残暴对待治域内的各族臣民，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看到“殷鉴不远”，将“敬天保民”作为基本治理原则，在随后的周朝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重民思想。另一方面，周族灭商之后，迫于统治天下的巨大压力，依靠本族宗亲力量对原殷商治域进行管控，通过封土建国、诸侯屏藩，构成了一个由周族姬姓血亲成员和姜姓等姻亲成员组成的分封等级治理体系。在此过程中，周族把他们原有的一套氏族制末期的血亲宗法制度带进中原各国，经过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所谓“制礼作乐”的加工改造，将这套原本属于周族内部的氏族习俗，变成周朝治理天下的礼乐文化，成为维系和巩固西周分封政治制度的强劲纽带[2]。因此，周朝礼乐文化从一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宗法特性，这种宗法性表现为各等级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兼具政治与血亲的双重关系，即“尊尊”与“亲亲”的双重关系，而其中的“亲亲”关系又使得周朝礼乐文化带有一种注重同族同姓同宗成员的“温情”面纱。尽管这种“温情”只针对具有国人身份的民众，而不包括奴隶和农奴，却或多或少在周礼文化中形成了一种重民的传统。这对“年少好礼”的孔子应该不无影响。
春秋时代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者的劳动生产力，在提高土壤经济价值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其直接后果就是包括国人、农奴和奴隶在内的普通民众更加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正是这一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孔子之前及同时代，各国出现了一批注重民心、民意、民生的政治家，包括郑国子产、晋国叔向、齐国管仲和晏婴、鲁国叔孙豹、宋国乐喜等。孔子与他们或者有所交往，或者相当了解，或者心怀尊崇。以子产为例，孔子称子产为“惠人”（《论语·宪问》），赞扬子产“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左传·昭公十三年》）[3]，借用《诗经·小雅·南山有台》表达对子产“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的称许。及子产卒，孔子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按照王念孙的说法，“爱即仁也，谓子产之爱，有古人之遗风也”[4]。这是孔子对子产等前辈时贤重民爱民的肯定，也道出了孔子民本经济思想的渊源。
在春秋晚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大变局下，孔子一方面希望维系周朝礼乐制度，另一方面也适时应势地对传统周礼文化进行新的提炼和改造，形成了“仁者爱人”的仁学思想体系。这个仁学思想体系所涉甚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诸多领域，而孔子民本经济思想就是仁学思想体系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延展。
“仁”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中心概念。“仁”字在《论语》中一共出现105次，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个体性的道德实践理性；二是指向社会性的治国施政理想。换言之，“仁”既是“仁者”的“修己”“克己”，也是“安人”“安百姓”的“仁政”。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在孔子看来，一个理想的君子应该修己求仁以实现道德人格，在此基础上入仕参政，以实现安民、安百姓。这是“仁”的最高境界，即使尧舜也不过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在这里区分了“安人”与“安百姓”两个不同的层次，“安百姓”明显是“安人”的扩而大之。那么，“人”与“百姓”有何不同？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人，谓朋友九族。”[5]也就是说，“人”是指家族成员。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安人者，齐家也。安百姓，则治国平天下也。”[6]可以看出，孔子“安百姓”的对象是指全体民众。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赵纪彬先生的一种说法：“孔门所说的‘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两者在生产关系中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在政治领域中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7]赵纪彬的观点大致是正确的，《论语》中的“人”指的是贵族阶层，“民”指的是普通民众。孔子回答子路的再三提问，最后落脚在“修己以安百姓”，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民本底蕴。下面还有一段对话可以验证：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孔子运用“尧舜其犹病诸”的强烈口吻，说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乃是“仁”的最高境界。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将“仁”与“民”“众”相联系，如“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叶公问政，孔子说：“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孟子就发展了孔子“近悦远来”的思想，并构建了较为详备的仁政实践学说。子路、子贡与孔子讨论管仲，孔子充分肯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理由就是“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也就是把民众的福祉作为衡量仁的标准。可见，“以民为本”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本质内涵，是孔子对统治者居官为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孔子经世济用的思想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