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闽越国的边界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录，今天闽南、粤东一带的山地丘陵地区应即是汉代闽越国与南越国的自然边境，地处闽、粤、赣三省交壤的武夷山脉西南延伸部分为两国边界的西段，闽南、粤东沿海山地丘陵地带是两国边界的东段。
闽越国位于今福建省，其故地在秦代乃是闽中郡的辖区，闽中郡与秦岭南三郡中的南海郡交界，赵佗王越后，未改变南海郡的旧制[28]，故而闽越王无诸建国闽中后，闽越又与南越之南海郡相邻。《汉书·地理志》：“南海郡，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29]按：《汉志》中的南海郡即故秦、南越南海郡，武帝元鼎六年开，为十七初郡之一。
南海郡郡内属县多沿袭南越建制，如番禺[30]、龙川[31]、揭阳[32]均可在涉及南越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中觅得踪迹，南海六县中以揭阳、龙川方位最东，分处今粤东北地区的南北两端，由揭阳、龙川北上便为闽越国国境，因此二县所在正当南越国之东北边疆。
揭阳得名于揭岭，古代“山南水北”谓之阳，揭阳地处揭岭南部，故而古人名之为揭阳。古揭岭的位置向来存在两说：一说揭岭即揭阳山，在揭阳县城西北48公里[33]，今广东揭东、揭西县北莲花山东支[34]；一说揭岭为飞泉岭，今属广东丰顺县在县城西南38.5公里[35]，岭高数百仞，迳通五华县，为粤东交通要隘[36]。饶宗颐在《揭岭揭阳山辨》中调和二说，认为：“盖秦皇置戍，虽以一山，其曰揭岭者，当为揭阳山、瘦牛岭、飞泉岭、贵人山，以及猴子岽、巾明独等处之总名。此揭阳岭及秦汉揭阳地所属范围也。”[37]按：粤东地区的主要山脉为“阴那山—莲花山”山脉，该山系由福建的戴云山、博平岭伸入广东，经大埔、梅县、丰顺、兴宁、五华、揭西等县，一直向西南延至海丰与惠东交界的莲花山，为兴梅山区与潮汕平原的天然屏障。[38]今飞泉岭与揭阳山一北一南，刚好处在“阴那山—莲花山”山脉的中段，该段山脉的东南便是古揭阳所在的潮汕平原，古代地广人稀，山川命名粗疏，往往一名兼括数地，因而笔者以为秦汉所谓“揭岭”并非一山一峰，而是指“阴那山—莲花山”山脉的中间部分。
既然揭岭位于“阴那山—莲花山”山脉，那么汉代的揭阳又在哪呢？关于古揭阳的地望，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说：“东越王余善击南海兵至此，以海风波为解，见《东越传》。《续志》：后汉因。《一统志》：故城今揭阳县西。揭岭在县西北百五十里，县以山氏。”[39]周振鹤谓揭阳治所：“当在广东揭阳市西北一带。”[40]虽然汉揭阳县县治在今揭阳市西北一带，但其管辖范围远远超过现在揭阳市的规模，粤东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址在揭阳[41]、普宁[42]、汕头[43]等地均有发现，因此古揭阳的控制区域可能包括整个粤东潮汕地区。
南越揭阳县与闽越国并不直接接壤，《史记·东越列传》谈到东越王余善时有这样一段记载，“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44]，从闽越出发至与之毗邻的揭阳，需要乘船，可见两越的陆路交通被山川阻隔通行不便。受地质构造的影响，潮汕平原与漳州平原间全部为山地丘陵地貌，闽中大山带中的博平岭向南延伸到了粤东，形成了饶平北部、大埔南部山地丘陵区，漳州长泰县内的闽越遗址[45]和汕头的南越澄海龟山遗址[46]就分布在这一分隔带的两侧，于是潮汕平原与漳州平原间的山地丘陵地带便成为南越与闽越的东南边界。
龙川县始置于秦，赵佗在秦末就做过龙川令[47]，后来汉武帝开南海郡，在保留南越龙川县的基础上又并入了定楬县[48]，故而西汉龙川的县境要比秦、南越时期大得多，其辖区大致包括今天广东省的河源市、五华县、兴宁市、梅县等地，涵盖了粤东北东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龙川旧治为今河源市龙川县西北的佗城，《汉书补注》云：“秦县，赵佗为令，见《南越传》。《续志》，后汉因。《一统志》，故城今龙川县西北。”[49]南越定楬治所在今梅州五华县华城镇塔岗村西南，从龙川佗城和定楬县治的地理位置着眼，我们可以粗略辨析出二者在南越时期的管辖范围。粤东北地区多山地丘陵，在地质构造上，处于东江断裂带和莲花山断裂带之间，由于本区地貌发育深受北东—西南向和北西—南东向两组构造线控制，在流水侵蚀的作用下，使得梅江谷地西北侧形成格子状水系，两组构造线相交地带，河流扩宽侵蚀作用强烈，又易形成盆地。盆地与盆地间常成峡谷，有丘陵或山地与盆地相隔，这些山间盆地有冲积平原、阶地和台地，土层深厚又较肥沃，灌溉便捷，成为山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带，也是民众的聚居之地，几乎所有县城和乡镇所在地都建筑于这些盆地和谷地中。[50]龙川县治佗城位于龙川盆地之中，定楬治所处在五华盆地，二者被东江和梅县间的山地丘陵带阻滞，隔岭相望，而该列由龙川玳瑁山、七目嶂向西南延至紫金县鸡母山的丘陵山地，刚好将粤东北地区一分为二，成为东江谷地与梅江、西枝江谷地的区隔标界。因而，从自然地理角度推测：“东江—梅县丘陵山地”西北的今河源市应为南越龙川县属地；而居于其东南的五华县、兴宁市和梅县则属定楬辖区。
南越龙川县北临豫章，东界闽越，域内东北武夷重岩叠嶂，西北九连群山绵延，东江贯穿全境，山川纵横峰谷交错，作为南越国的东北边陲地理位置十分险要。从文献记载和地理、考古资料来看，南越龙川与闽越国的界限应在武夷山脉和九连山脉的交接区域。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闽越文化的影响最东大约到达福建龙岩的武平、上杭。武平县城厢亭子岗、十方乡彭寨村、城厢东岗村、万安乡贤溪村、刘屋村、中堡乡富贝村、大坪岗、平川镇且龙背村、碍下、七坊村等，均有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文化遗物发现；上杭县南阳乡长岗背山、坑屋山、射山村、官庄乡新凤村，兰溪镇兰溪村、黄潭村等处出土了米字纹、方格纹、弦纹、蕉叶纹等战汉时期陶片。[51]武平县位于武夷山脉南端，上杭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和博平岭之间，二者的腹地均为山间盆地地貌，盆地内有河流分布，沿河两岸发育有适宜农业耕种的冲积平原，而盆地南面矗立的武夷山脉又为武平、上杭提供了天然防御屏障，因此这两地成为闽越国屯边布防的西南前哨。
与武平县一山之隔的是江西寻乌县，寻乌地处武夷山脉与九连山脉会合处，东部为武夷山南端余脉延伸，西部群山与九连山连接，中间多山谷、盆地，域内项山甑位于粤赣闽三省交界，是赣南第二高峰，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寻乌还是东江的发源地，沿东江顺流而下便可航行至今龙川县城，与龙川、河源山水相连。旧志谓寻乌汉代属豫章郡于都县，但仔细分析考察历史地理材料，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寻乌建县很晚，明代万历以前寻乌一直隶属安远县，明万历四年（1576年）始析安远的黄乡、项山、寻邬等15堡置长宁县，1914年，因避四川同名之长宁，以境内寻邬水改称寻邬县，1957年又改“寻邬”为“寻乌”。汉初，灌婴平定江南后，西汉政府在东楚、南楚地区置吴、豫章、会稽郡，为了防范南越赵佗，在豫章郡靠近百越的地区又设置了赣、于都、南野三县。汉于都县得名于境内的雩水，故城在今江西于都县东北，《汉书·地理志》于都县下云：“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52]《水经注·赣水注》曰，“湖汉水出于都县，导源西北流，迳金鸡石，其石孤竦，临川耆老云，时见金鸡出于石上，故石取焉。湖汉水下入赣”[53]。据《一统志》，贡水即湖汉水，贡水发源于石城横江镇，称壬田河，在瑞金城区与黄沙河交汇，称绵水，绵水流经会昌，与湘水交汇，始称贡水，又称会昌江，之后在会昌庄口接纳濂江，继而流经于都纳梅江，于都段又称雩江，之后贡水在赣江江口镇纳平江、茅店纳桃江，流入赣州市章贡区，在章贡区内俗称东河，于八镜台与章水交汇，始称赣江，又赣江北流经万安、泰和、吉安、吉水、峡江、新干、清江、丰城到南昌市注入上饶鄱阳湖，后泄入长江。赣南地区位于南岭、武夷山、诸广三大山脉交接处，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古代陆路交通十分不便，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基本依靠船只舟楫，如元鼎五年西汉征南越时，楼船将军尉杨仆出豫章，下横浦就是乘船顺豫章水南下入粤的，在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之下，赣南的古代聚落和地方行政单位，多分布于主要河流的沿岸平原或河口地区。因此虽然《汉书·地理志》没有给出于都县的具体范围，但于都为湖汉水（今贡水）的发源地，湖汉水经流全境，所以其辖区应该不出湖汉水流域，《读史方舆纪要》谓石城、会昌、宁都、瑞金、于都曾隶属汉于都县大约可从，但称东江流域的安远和寻乌也归于都管理便有待商榷了。寻乌在九连山和武夷山的包围下三面环山，境内的寻乌河、晨光河系东江源头，寻乌与龙川、河源同处东江谷地，九连山又将寻乌与赣南其他地方区隔，从自然地理区划来说，寻乌、龙川、河源应同属一区。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寻乌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据有寻乌便占领了粤东北的门户，汉武帝平南越时，豫章的汉军在行军路线上只有下横浦（今浈水），没有浮东江，说明寻乌县当时应该并不在豫章郡的管辖之下，综合考虑以上的种种情况，笔者以为汉初寻乌县仍处于南越龙川的势力范围之内。寻乌属于南越龙川县又与发现闽越遗址的今福建武平县相邻，那么寻乌和武平间的武夷山南端余脉当即是南越国与闽越国的西北边界。
综上所述，潮汕平原与漳州平原间的山地丘陵地带为南越与闽越的东南边界，闽、粤、赣三省交壤的武夷山脉西南延伸部分为两国的西北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