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抚番部与种氏的经营
仁宗时宋夏战争中的三次重大失利激起了北宋朝野的广泛议论，关于如何加强边防以防御西夏，较为关键的政策有两点，即大力修筑沿边城寨及加强对沿边番落的招抚，以为屏障。其实，城寨自从太宗时与夏州关系恶化后即已开始修筑，只是并未给以足够重视，以致以往旧城也多废弃，造成西夏进攻之时，多数要冲却无城守，造成极为被动的局面。城寨既可作为防御西夏的壁垒，又可安辑和保护沿边的番汉民户，在反攻时还可作为前沿阵地，成为与西夏争夺领土的保障。即范仲淹在陈《陕西八事》中所建言“如进兵攻讨，则据险修寨，以夺其地，就降其众”[34]。李华瑞对修筑堡寨曾有分析，认为：“由于宋对修筑城寨的战略意义有了清醒的认识，加之城寨堡在抵御西夏进攻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自庆历年间至北宋灭亡，宋在陕西沿边掀起了三次修筑城寨的高潮，即庆历至嘉祐，熙宁至元丰，绍圣至崇宁。”[35]
与西夏争夺沿边番户也尤为迫切，正如夏竦所言：“缘边熟户，号为藩篱，除延州李金明、胡继谔二族与贼世仇，受国厚恩，势必向汉，自余熟户如二族者十无一二。羌戎之性，贪利畏威，若不结以恩信，惮以威武，而欲仓卒驱之御敌，汉强则助汉，贼盛则助贼必矣……国家非不知其若此，所宜速见良画，深破贼计，及早羁束，以固藩篱，此西陲之急务也。”[36]而宋夏交界地区番部是宋夏双方的重要兵源，韩琦、范仲淹等在《上仁宗和守攻备四策》中已经指出：
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故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战。以此观之，各以边人为强，理固明矣。[37]
对这些番部的争夺事关相互之间力量的对比，而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据田况的奏议，宋夏在战前对横山番部的处理措施是有很大差异的：
昊贼弄兵，侵噬西蕃，开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夕，始于汉界缘边山险之地三百余处，修筑堡寨，欲以收集老弱，并驱壮健，为入寇之谋。初贡嫚书，亦未敢扰边，范雍在延州，屡使王文思辈先肆侵掠，规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王师伐叛吊民之体，自此失之。刘谦、高继嵩等破庞青诸族，任福袭白豹城，皆指为有功者也，无不杀戮老弱，以为首级，彼民皆诉冤于贼，以求复仇，此皆吾民受制远方，而又使无辜被戮，毒贯人灵，上下文移皆谓之打掳，吁可愧也。[38]
战前北宋边臣对待横山番部的措施有严重失误，而这点恰好被元昊所利用。这就造成了双方人心向背及力量对比的转化，使得在开始的几次战斗中，北宋均处于不利的地位。故在宋夏关系紧张的时候，北宋再次明确了招抚番部的重要性，并于庆历元年（1041）五月诏：“诸路各置招抚蕃落司，以知州、通判或主兵官兼领之。”[39]一方面更加明确政策及边郡长官的职责，另一方面，也使得对番族的招抚工作更加有组织性。
这两项政策，也是范仲淹在陕西任内着意贯彻的。在知延州期间，就命种世衡修筑青涧城，并大兴营田，听民互市，互通有无。第二年，“又请修承平、永平等砦，稍召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于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40]。后又修大顺城、筑细腰、胡芦诸砦。调任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后，针对某些属羌反复无常的情况，范仲淹“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为给食；即不入砦，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41]，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战争的形势及北宋边防政策的调整与实施，为种氏家族的崛起提供了机遇。种世衡在范仲淹麾下建言修筑青涧城，从而获得了转为武官的机会。据记载，种世衡最初是以其叔父种放的恩荫得官，为将作监主簿，五迁至太子中舍。曾通判凤州，因得罪章宪刘太后姻亲王蒙正，而遭冤狱流窦州，徙汝州。其弟种世材“上一官以赎”，种世衡才重新获得任用，为孟州司马。后经李纮、宋绶及狄棐为其辩诬，获除卫尉寺丞。至仁宗康定年间，仅获得签书定国军节度判官事的差遣。可见，其作为文官的仕途并不顺利。
西北战事，给他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展示才识的机会。种世衡自幼在陕西长大，对西北山川形势等十分了解。青涧城的修筑，正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优势。其本传记载：“西边用兵，守备不足。世衡建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请因其废垒而兴之，以当寇冲，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朝廷从之，命董其役。夏人屡出争，世衡且战且城之。然处险无泉，议不可守。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辞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钱，卒得泉。城成，赐名青涧城。”[42]种世衡寻找泉水的方法，在西北城寨当中普及开来，“大蒙利焉”。朝廷也因此对其进行嘉奖，将他从签书定国军节度判官事迁改为内殿崇班、知青涧城事。种世衡自此从文官转向武将，也为其家族在边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筑城与招徕番部的工作是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在青涧城筑成之后，种世衡一方面“开营田二千顷，募商贾，贷以本钱，使通货赢其利，城遂富贵”[43]。另一方面，不断招抚周边番落部众。针对当时“塞下多属羌，向时汉官不能恩信，羌皆持两端”的情况，种世衡“乃亲入部落中，劳问如家人，意多所周给，常自解佩带与其酋豪可语者。有得虏中事来告于我，君方与客饮，即取座中金器以奖之。属羌爱服，皆愿效死”[44]。
正是因为种世衡在青涧城的优异表现，范仲淹才坚决请求将他调任知环州，以解决“患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与夏戎潜连，助为边患”[45]的问题。当时，范仲淹试图笼络这些番部，曾召番官慕恩及诸族酋长八百人，“与之衣物”“谕以好恶，立约束四”，但番族“悍滑之性，久失其驭，非智者处之，虑复为变”[46]。因此，尽管遭到鄜延路经略使庞籍的反对，范仲淹仍以“非世衡则属羌不可怀”这一强硬的理由，将之调任环州。种世衡到任后，立即采取了与在青涧城类似的策略，“周行境内，入属羌聚落，抚以恩意”[47]，不久便收服牛家族的奴讹，史载：
有牛家族首奴讹者，倔强自处，未尝出见官长，闻君之声，始来郊迎。君戒曰：“吾诘朝行劳尔族。”奴讹曰：“诺。”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凶诈，尝与高使君继嵩挑战，又所处险恶，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与诸羌树信，其可失诸。”遂与士众缘险而进。奴讹初不之信，复会大雪，谓君必不来。方坦卧帐中，君已至，蹴而起之。奴讹大惊曰：“我世居此山，汉官无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与族众拜伏，喧呼曰：“今而后惟父所使。”自是，属羌咸信于君。[48]
既以恩信收服了牛家族，随后，种世衡又利用女色将号称部落最强的羌酋慕恩诱致麾下：“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尝夜与饮，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潜于壁隙中窥之。慕恩窃与侍姬戏，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贰者，使讨之，无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诛之，其后百余帐皆自归，莫敢贰。”[49]种世衡对番部的招抚的确颇有成绩，所以，范仲淹在《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中将他与狄青、王信同列为第一等：“环庆路权钤辖、知环州种世衡，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人情。”[50]
由于番兵实际上以部族为单位[51]，故得到了属羌的效忠就相当于基本上控制了番部的武装力量。不仅可以像对待兀二族这样，利用慕恩部族的力量来招抚番部，还可以进一步组织他们对抗西夏，这一策略在种世衡知青涧城时便曾尝试过。范仲淹在其墓志中说：“青涧东北一舍而远距无定河，河之北有虏寨，虏常济河为患。君屡使属羌击之，往必破走，前后取首级数百，牛羊万计，未尝劳士卒也。故功多而费寡。”[52]考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二年（1042）三月壬戌，“茭村族三班殿侍折马山为三班奉职。马山领众，攻西贼所置新寨，斩首级甚众，特迁之”[53]。几日之后，种世衡又“请募蕃兵五千，左手虎口刺忠勇二字，令隶折马山族。从之”[54]，使得番部武装逐渐壮大。上引范仲淹所作种世衡墓志中所遣属羌应当就是茭村族。在环州羌属“无复敢贰”之后，种世衡将他们有效组织起来：“戒诸族各置烽火，夏戎时来抄掠，则举烽相告，众必介马而待之。”[55]结果，破贼者数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后不久，定川寨战败，西夏军队侵入渭州，范仲淹率领庆州番汉兵支援邠城，又命种世衡支援泾原，“羌兵从者数千人”。至此，范仲淹认为招抚属羌的努力初步达至，故称“属羌为吾用，自此始”[56]。
除了修筑青涧城之外，种世衡还与蒋偕一起修筑了细腰城。时为庆历四年（1044）十二月，目的是切断明珠、密藏、康奴三族属羌与西夏的交通之路。而细腰城位于环州与原州之间的河谷地带，于是，范仲淹命知环州种世衡与知原州蒋偕共其事。为了顺利筑城，种世衡颇动了些脑筋：一方面，“先遣人以计款敌，敌果不争。又召三族酋长犒之，谕以官筑此城，为汝御寇”[57]；另一方面，“以钱募战士，昼夜版筑[58]，确保尽快完工。而“三族既出不意，又无敌援，因遂服从”[59]。当时，种世衡已经抱病，在细腰城筑成后不久，即第二年正月七日甲子便即去世。“及卒，羌酋朝夕临者数日，青涧及环人皆画像祠之”[60]，种世衡在属羌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而种氏家族在西北边陲的世代统兵也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种氏子孙的仕进之路，虽然多有文官经历，但成就其功名的仍是边陲的武将职位。种古，虽然“少慕从祖放为人，不事科举，父世衡欲乞荫补官，古辞以推诸弟，杜门读书，时称‘小隐君’”。[61]但种古的抗志不仕，只是为了博取名誉[62]。最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后期仍是通过“犹以父功”而获得朝廷补官，“录古为天兴尉，累转西京左藏库副使、泾原路都监、知原州”[63]。先后知宁州、镇戎军、鄜州、隰州，历环庆、永兴军路钤辖，并大破环州折薑会，斩首二千级，获迁西上閤门副使。
另一子种谊，虽然“少力学，举进士”[64]，但熙宁初也同样因“神宗问其家世，命谊以官”[65]，补为三班奉职。后从高遵裕复洮、岷，又平山后羌，使青唐，擒鬼章，进熙河钤辖、知兰州，迁东上合门使、保州团练使。
种世衡去世时，唯一荫补为武职的儿子是种谔，也是在边疆最为活跃的一个。虽然曾一度换为文秩，但很快便又受冯京的推荐，继任武职。后受陆诜的推荐，知青涧城，擅取绥州，城啰兀，收洮州，下逋宗、讲珠、东宜诸城，迁东上閤门使、文州刺史，知泾州，徙鄜延副总管。后攻打米脂、谋取横山，迁凤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另外，种诊、种詠后来也换为武官，种诊除洛苑副使充环庆路监押，与种古一起攻破环州折薑会。在年齿已高、筋力疲曳之时，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司仍奏乞差为本路都钤辖兼第一将。种咏也曾任庆州兵马监押。
种世衡的孙辈中，种师道为种记长子，虽然一度为文官，但最终还是回归到武将的序列，并在抗金之战中担任了重要角色。金人入寇，召为京畿、河北制置使，后任同知枢密院。其弟师中，也是“以世荫尝历秦州司户参军”[66]，即以文官入仕。绍圣四年（1097），因孙路的推荐而换授内殿承制。“历知环滨邠州、庆阳府、秦州，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丰宁军承宣使”[67]，后在与金的太原之战中死难。
如前所述，种世衡八子，其中较为知名的就是久在边任的种古、种谔、种诊、种泳和种谊五人。而种谘，虽然在世衡去世时均荫补为文官，但其后均默默无闻。种世衡的几个儿子从文官转为武职，“程序上是出于高官的推荐”[68]，但长期在西北边地任职将帅，所凭借的还有更重要的条件。
一方面与其自幼生活在西北边疆地区，习知疆事，通晓番情有关。如种谊出使青唐时，负责迎接的鬼章“取道故为回枉，以夸险远”，但种谊“固习其地理”[69]，一眼便识破了鬼章的伎俩，使其“卒改途”。再如种师道攻打佛口城时，军中缺水，“师道指山之西麓曰：‘是当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满谷”[70]。在西北边地，水源是制约宋军的一大问题，而寻找水源似乎是种氏家族的技术专长，青涧城就是因种世衡掘地得泉而得名的。“永乐依山无水泉，独种谔极言不可”[71]，最终永乐城之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缺水。
然而，更重要的还是种世衡在西北为家族的世代延续奠定的基础。冯京推荐种诊和种谔的理由是：“殿中丞种诊、国子博士种谔并是世衡亲子，倜傥有材，知虑深远。”其中“世衡亲子”应是最重要的原因，所谓“倜傥有材，知虑深远”更像是荐举中必备的套话。如郭逵就曾评价种谔：“谔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过矣。”[72]司马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擢古、诊、谔皆为将帅，官至诸司使”，是因为“朝廷藉其父名”[73]。即“非世衡则属羌不可怀”所造就的种氏家族在西北蕃部的威望成为其家族延嗣的一种在地优势。
种氏第三代的发展也因此颇为受益，如种朴及种师道均因种谔的荫补而得官。种朴继承了积极开拓的家族传统，苏辙曾就其“妄兴边事，东侵夏国，西挑青唐，二难并起”之事，大加弹劾，并将之与种谔在边地的“轻脱诈诞，多败少成”对比，指出“今谊、朴为人，与谔无异”[74]。
种师道在文官与武将之间的数次换易，最终官至同知枢密使，与其父祖打下的根基也是息息相关的。种师道最初跟随伯父种谔在西北从军征战，以种谔的郊祀恩补三班奉职，后在文武之间数次更易，更是获得了徽宗的青睐。但是，并未见种师道在武职上建立过卓越的功勋。在文武之间数次更易，且获得如此殊荣，其家世背景应是主导因素。当时，“朝廷方欲图功于远”，徽宗正在为新一轮的开边活动做准备，此时重用在西北有着巨大影响的种氏子弟，无疑是策略的首选。
综观种氏家族在北宋中后期的活动，种世衡以文官换为武将，虽然并没有其他边地将门那种先天的在地优势，但却利用北宋中期以来的朝廷政策，进筑城寨，招抚番落，并不断开拓进取，逐步建立了自己家族在西北地区的深远影响。这种地方基础也对种氏家族后世的延续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种氏的子孙虽然在文官序列中并不成功，但作为武将，却为北宋统治者所倚重。虽然没有世袭的特权，但形式上，自仁宗中期开始，终北宋之世，种氏家族呈现出世代守边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