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名士对“放达”境界的提升

竹林名士在现实的政治对垒中，无疑处于弱势的地位，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仅靠现实道德修养还不足以完全支撑这种压力，嵇阮以其诗人和艺术家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超现实的审美体验中获取了精神力量和人格支撑。而这种努力无疑提升了放达的境界，创造出审美意境的把握。

嵇阮均仰慕庄子的生活意蕴。嵇康虽然把庄子返归自然的理想改造为真实的人生观，并转化为自己的人生实践，但庄子精神中通过审美的中介使自己进入“坐忘”境界的意义并未消失：“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有至乐者，非充屈也，得失无以累之耳。……故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27]他们批判现实中假、恶、丑的东西，却又难以发现世间有理想中的真、善、美存在，于是便认为真正的美存在于本体，非世俗之人用具体的感官所能察觉，只有通过高度修养进入“坐忘”境界，才能与之神交，感知那种神奇而又纯洁无瑕的完美。这种超现实的心灵感知，看似空灵无着，却正是他们自由精神的审美化实现，反过来再把审美活动融入自己的现实人生，将自我由现实的、物质的存在转化为纯精神性的存在，以终生不渝的热情创造着并实践着这种美的境界。由此激发出超乎寻常的精神力量来超越世俗，战胜畏惧，直面恶险而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强烈的崇高感，凝聚为一种感天动地的气质人格。

嵇阮对自己的放达，皆通过描绘理想人格留下了化身：“有宏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达。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28]嵇康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超绝拔俗、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审美意境中的，而他正是在此高度上获得修养和感情的升华。比较起来，阮籍的精神境界要更超脱也更虚幻一些，更深地进入了作品的审美角色，把自己当作“大人先生”第二：“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之。”^[29]阮籍于诗中笑、诗中哭，心随文走，神随文游，飘飘若仙，把人世间的一切都看破了，真正是“高超藐世”的气概。虽然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人生，但阮籍却在其中认真地编织着自己的梦想，陶冶着自己的人格。对阮籍，“时人多谓之痴”，这个“痴”字传神地表达了他物我一体的“坐忘”意境。

嵇阮均为我国古代的美学家，深通人与对象之间的“移情现象”，嵇康把这叫作“思假物以托心”，沉浸自然、放情山河时，“人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的情形交融始终。他们以物托心的内容丰富而生动，从游首阳讽“仁义”到奏“广陵”咏高志，自哀鸾凤之遭羁至讥猕猴喻礼士，喜怒哀乐无不淋漓尽致。然他们感触最深、受益最大的，还是雄伟绮丽的大自然对自己崇高意境的陶育。

嵇阮特别喜欢领略、体会“山陵崔巍，云电相干，长风振万，萧条大原”之类展现着惊惧威力的自然景物，这类对象给人猛烈震撼，势要席卷一切的感觉。可人并未屈服，倒是泰然相迎，“登飞梁，越幽壑，援琼枝，陟峻”，在遨游山川、征服自然之际，不时抒发着“贵不足尊”“富不足先”“圣贤不足以为誉”的壮志豪情。阮籍借化身——大人先生的活动，把自己的思想感受全面形象地再现出来：“来东云、驾西风……飘摇于四运，翻翱乎八偶。”容身于大自然的经历使他“不以富贵为杰，不以显得为荣”，就是置身帝王之侧，也傲然不拜，旁若无人。嵇康笔下的宏达先生则“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甲兵不足忌，猛兽不为患”。很明显，嵇阮在纵情自然之际，是把大自然的险象类比为现实生活的险象，自己对它的泰然无畏正是对现实的泰然无畏，对它的征服也就是对“礼教尚峻”的征服。

嵇阮在自然中的这种感受和想象与他们实际的反抗活动相辅相成。嵇康面嘲威焰熏天的钟会；临刑自若，慷慨援琴，视死如归。阮籍鄙讽“辟招”，回拒司马氏攀亲，等等。他们对“礼教尚峻”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浩气，与自身长期接受自然崇高感的熏陶是休戚相关的。

嵇阮的放达通过在审美意境中的熏陶，升华为一种强大而健康的精神气质，支持着他们以放达的形式与名教相对抗，同时又按照自己的追求真实地生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人似仙的状态使放达于无形中走向至淳至美的境地。它汰除了世俗的羁绊，以精神上的美感为最大追求，当然也就对放达构成了更高层次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