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精英
地方精英是孤儿院维持运作的关键，也是孤儿院关系网的核心。在科举制废除之前，中国的地方精英基本等同于士绅，而科举制废除之后，地方精英概念则远远大于士绅，“包括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长老，以及各种职能性精英，如绅商、商人、士绅经纪人，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11]总的说来，所谓的地方精英，即“一般是指凭借自己持有的某种资源获得在地域社会的权威和权力，并发挥影响的人士”。[12]近代的宁波地方精英大都与商业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或直接从事商业或由政转商，就连张泰荣这样普通的下层知识分子，也曾参与过不少投资活动。[13]宁波地方精英的核心大体上是绅商，即民国时期的资本家阶层。
落实到孤儿院人际网络之中，地方精英的代表当是孤儿院董事。孤儿院章程中将“董事”定义为“各地有资望人士而热心资助本院者”[14]，聘定董事的条件是“议决本院董事，除前经聘定外，嗣后凡捐款五百元以上或常年经费五十元以上者，均为本院董事”[15]。可知董事就是主要的捐助群体，并且是相当重要及有影响力之人。目前资料中能够找到4份完整的董事名录，分别为1927年、1934年、1941年、1946年。从董事名录上看，有些人从孤儿院建立起便一直担任董事，后因过世或其他原因，从董事名单上消失（如庄崧甫）；有些人则是后来增添成为董事（如陈志坚）。从已知资料来看，历年来担任过孤儿院董事的人数为127人，其中常年担任董事的，共31人[16]：
蒋介石，宋美龄，王正廷，俞飞鹏，张席卿，陈空如，孙鹤皋，俞济时，毛颖甫，邬志豪，郑源兴，周永昇，应梦卿，江西溟，王廉方，何绍庭，陈粹甫，严竹书，周子衡，楼元任，王文翰，俞济民，刘祖汉，毛懋卿，竺通甫，董元昌，孙表卿，孙性之，胡次乾，宋汉生，张泰荣。
孤儿院董事分为名誉董事与常务董事，但并没有明确定义区分。1927年时名誉董事与常务董事完全分开，但1941年以后，常务董事同时都也是名誉董事。从资料看，名誉董事大多为挂名性质，偶尔参加孤儿院活动或捐助，如蒋介石、宋美龄、王正廷等知名人士；而孤儿院职员和捐助频繁的其他人士，则组成了常务董事。以1946年为例，常务董事共20人，履历表如表1所示：
表1 1946年奉化孤儿院常务董事履历表
续表
资料来源：《奉化县孤儿院等关于教职员工及院生名册、董事名册通讯录、难童名册、概况、调查统计表》。本表系笔者根据奉化孤儿院董事名册、通讯录等档案资料及其他书籍、网络资料整理而成。其中居住地一项，根据档案中记录的通信地址及张泰荣日记中记载的地址判断。
表1所列的20个常务董事中，旅沪人士有8人，占40%，奉化本地人士有8个，占40%，剩下4人中3个住在宁波，1个在杭州。可见，奉化孤儿院的直接相关人士大都在奉化、宁波及上海，即组成了孤儿院募捐的主要地域范围。再将常年担任孤儿院董事的31个人从身份上进行区分，去掉目前暂无法确定职业身份的董元昌、楼元任、周子衡3人，政军界人士18人，占64.3%，商界人士14人（同时跨政、商界的7人重复计入），占50%，地方普通知识分子3人，占10.7%。这些人中有的由政转商，如毛懋卿、王文翰、应梦卿、孙鹤皋；有的同时兼具两种身份，如孙表卿、胡次乾、周永昇等。由此可见，孤儿院董事的身份以商人居多，政界和军界人物次之，而这些人大都是不在地（即不居住在奉化本地）的地方精英。由以上对孤儿院董事组成结构的分析得知，孤儿院关系网络的核心正是地方精英。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地方精英虽自顾不暇，但也没有放弃慈善事业。孤儿院在战时曾找寻机会回上海募捐过一次，此次募捐为孤儿院顺利度过战争提供了重要帮助。1941年宁波及奉化陷落后，孤儿院无法如常赴上海募款，加上战况艰难，孤儿院整体经营状况日趋紧张。1943年7月从上海陆续传来消息，称上海的各董事及其他热心人士均有意愿帮助孤儿院，希望孤儿院能派人去上海。孤儿院董事长孙表卿一直居住在上海，为孤儿院资金四处联系，此时也已有一定成果，亟须孤儿院派人去上海洽收。几经周折之后，当时孤儿院的实际负责人张泰荣于该年10月底动身。
到达上海后，张泰荣在走访了孙表卿及其他同乡之后，在新利查茶点举行了一次集会，与旅沪同乡商量募捐事宜。到会者有孙表卿、孙性之、郑源兴、罗志成、周一星等二十余人，气氛十分热烈。孙表卿和张泰荣首先向各位同乡阐述了孤儿院几年来的困难情形，继而请求认捐，并且撰写了情真意切的请求认捐文。最后总共洽得捐款近50万元，直接收到捐款18万元左右，除去差旅费和购物费1.8万元，实际收得的捐款为16万左右，剩余捐款在此后两年内基本收清。此次至上海募捐，可谓成绩卓然，充分展现了地方精英对慈善事业的大力支持。
自宋以降，慈善事业发展成为国家与社会都不可忽视的社会事务，地方精英亦有参与慈善救济事业的潜在旨趣，并试图逐渐以此为切入点参与社会事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家政权开始逐渐回归掌握主导权，但向地方渗透权力的进程缓慢，后又被日本侵略战争打断，因此，这段时期地方精英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相对较大，各地涌现出多种由地方精英所主持的慈善机构。从奉化孤儿院来看，尽管政府偶尔会帮助孤儿院催捐，但基本上（1937年之前）奉化县地方政府机构及官员在孤儿院日常事务会议中的出席次数屈指可数，县长亦是以个人身份给孤儿院捐款。[17]抗日战争中，情况有所变化，民间自发救助已不足以维持孤儿院的日常运作，政府适时的协助、支持和配合就变得尤为关键。但从孤儿院1943年的上海募捐之行可以看出，即使在战时背景下，地方精英也并未放弃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