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发文数量趋势分析

本次检索共得到1418条结果，根据中国知网可视化计量分析发布的年度趋势图（如图1所示），触底的三个点分别是1950年、1959年、1979年，发文数量分别为1篇、3篇、3篇。高开的几个点分别是1974年的32篇，1981年的34篇，1996年的37篇，2003年的42篇，2011年的85篇。

图1　年度发文数量趋势图^[15]

其中，1950—1965年一般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术研究正常化的16年，其间被认为是确定王充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特征的重要时期。1966年至1976年的11年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下，王充被作为“反儒斗士”“法家代言人”推向政治舞台，全国掀起了学习《论衡》的热潮，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赞扬王充具有“问孔刺孟”“批判董仲舒”的“反儒战斗精神”。^[16]1974年发文数量空前，达到32篇，就是这种背景下的结果。^[17]

实际上，王充研究走上正轨，是从张岱年发表《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批判“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的谬论》开始的。张岱年此文旨在“彻底批判”“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更以儒法斗争史代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史，胡说‘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的谬论。^[18]认为“汉代以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是儒法斗争”，王充既不是法家，也不是儒家，而是“一个独立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想家”“一个有卓越贡献的无神论者”。^[19]这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调子完全不同。同年，张岂之发表《真孔子和假孔子》，认为王充既批判过早期儒家孔孟的学说，也批判过战国时期的法家理论，“王充的非儒饱和着自己时代的特色，主要是指向当时作为统治阶级支配思想的儒学”。^[20]基本上奠定了后来王充研究的基调。

1980年王充研究的论文有19篇，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一个高峰，1981年更是达到了34篇。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无神论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发起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术会议”有关。1980年10月13日至19日，上述单位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召开了“中国无神论学术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熊伯龙及其《无何集》、研究无神论的方法论、研究和宣传无神论的现实意义等。作为著名的无神论思想者，王充自然是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在会上，有人认为熊伯龙继承和发展了王充以来无神论思想的优良传统，王充是黄老学派的，熊伯龙是宗王充的；应该重视研究宣传和研究无神路思想。^[21]该次会议的部分论文被推荐给《江汉论坛》等杂志发表。于是，1980年、1981年的《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辑刊》等学术期刊，就先后发表了张瑗、黎德扬、黄劭邦《中国杰出的无神论者熊伯龙——读〈无何集〉札记》（《江汉论坛》1980年第5期），唐明邦《论〈无何集〉的思想特征和历史地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翟廷瑨《从人类认识史看无神论反对有神论的斗争》（《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孙以楷、钱耕森《熊伯龙无神论思想渊源及其历史地位》（《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姜国柱《论熊伯龙的无神论思想》（《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卢枫《关于熊伯龙和〈无何集〉的几个问题——与张瑗、唐明邦等同志商榷》（《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该两年的王充研究论文数量自然偏高。

1981年以后的王充研究，年发文数量，只有1983年（16篇）、1990年（19篇）、1997年（19篇）不足20篇，其余年份都在20篇以上。1982年、1983年、1984年三年，周桂钿先生发表9篇关于王充研究的文章，其中与冯憬远、吕鸿儒往来商榷的就有4篇，与中国台湾学者罗光、徐复观等商榷的1篇，评价中国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研究有2篇。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充思想研究呈现个性化和多样化色彩，研究方法和模式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22]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影响，王充研究总体上趋于活跃，无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研究的领域，都出现了新的特征。详细情况，可以参阅申慧芬《新中国60年的王充思想研究及其历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