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民本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的基本要义是惠民、富民。
先说惠民。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孔子称赞子产具备四个方面的君子之道，其中包括“养民也惠”。朱熹《集注》曰：“惠，爱利也。”[28]就是对民众爱之、利之的恩惠。
孔子之所以重视惠民，是因为在他看来，爱利恩惠恰恰是百姓的民生关切所在。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这里的君子、小人，皆就社会身份而言，并非道德高低之别。《集解》引孔安国曰：“怀，安也。”[29]《集注》曰：“怀，思念也。”[30]两种解释皆可。“怀惠”就是思利。百姓思利，在孔子看来纯属正常，并没有贬抑之意。孔子还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集解》引孔安国曰：“喻，犹晓也。”[31]《集注》采用孔说。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认为“喻”即“谕”，就是告知、晓谕、规劝、引导之意[32]。孔子此语，意为对老百姓应该用利益来晓谕、引导，强调执政者要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治理手段。讨论孔子的义利观，应该先弄清楚孔子所言是针对谁说的。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不是针对平民“小人”说的，而是针对统治阶层的“君子”说的。当时统治阶层追逐私利的情况十分严重，普通庶民“小人”生活艰辛，温饱不保，还谈什么“义以为上”？孔子的确说过“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还说过“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但这主要是针对贵族阶层而言的。在春秋晚期的社会变局中，统治阶层放纵地追逐私利，不仅加剧了社会的礼崩乐坏，也给民众生活造成巨大痛苦。《左传》记晏婴与叔向对话，讲到齐国“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左传·昭公三年》）。这种情形列国皆有，孔子有鉴于此，一方面告诫统治阶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另一方面引导统治阶层要“义以生利”，造福于民众。孔子说：“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哀公十二年》）孔子并不一味排斥求利，人们在符合道义前提下是可以取利的。孔子在与公叔文子的对话中，肯定了“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孔子还主张“先事后得”（《论语·颜渊》），即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利益。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君子谋道不谋食”，并非绝对不谋食，而是通过谋道来间接地谋食，“禄”在“学”中，“食”在“道”中，利与义何必决然对立？这样理解孔子的义利观，比简单地认为孔子“重义轻利”的皮相之谈，显然更加接近史实。
孔子的惠民思想不仅认同民众的求利心理，也对治理者如何满足民众求利心理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方法，这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
皇侃《义疏》曰：“因民所利而利之，谓民水居者利在鱼盐蜃蛤，山居者利于果实材木，明君为政，既而安之……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于君无所损费也。”[33]可见，孔子所说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因势利导地为民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以较小的经济成本，实现惠民利民的政策实效。这是孔子经济思想的民本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李颙《四书反身录》感叹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真正有父母斯民之心始能如此。否则，即明知其可以利民，置若罔闻，若是者，岂胜道哉！”[34]
当然，孔子的惠民思想除了为百姓谋利的目的，也有为统治者谋治的考虑。孔子谈到仁政的“恭、宽、信、敏、惠”五个方面时，提出“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让百姓得到经济实惠既是施政目的，又是治理手段。利民与利国是孔子仁政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体现了孔子经济思想的惠民、利民与使民、治民的双重特性，当然其重心仍倾向于惠民、利民，这正是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特质所在。相较而言，《老子》讲“虚其心，实其腹”，目的不是惠民、利民，而是“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填饱民众肚子只是便于统治的手段而已，体现了早期道家治民思想的工具性意义。《管子》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似亦有惠民之意，然通观全篇，细绎深义，其实质在“牧民”而非“惠民”，所谓“民恶贫贱，我富贵之……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管子·牧民》），说到底还是为了“上位安”“君令行”，篇末所谓“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牧民》），一语道出了《管子》的政治经济逻辑，其治民思想的工具性意义虽未如《老子》昭然，但与孔子爱民、惠民、利民的目的性意义殊有分别。故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论管仲“予之为取”曰：“《孟子》所谓假仁者。《老子》盖本于此，与孔、孟之道自有径庭。”[35]
孔子高度重视“使民也义”，这里的“义”作“宜”解。具体来讲，就是“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即统治者使用民力整治沟洫、耕种收敛以及讲武事、兴土工等劳役，应尽量安排在农闲之时，并且保持适度、适量，避免妨夺农事、农务，确保生产者农桑衣食之本。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是“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皇侃《义疏》引范宁云：“大祭，国祭也。”[36]孔子要求统治者以春秋时期最庄重、最审慎的国之大祭态度，谨慎地对待“使民”。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三代时期“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37]。这当然是理想化的传说，《诗经·七月》中百姓对统治者使民无度的哀怨与控诉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孔子民本经济思想的“使民以时”就是对此发出的针砭。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统治者对民众使役无度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楚灵王劳民伤财营建章华台，还遍邀各国诸侯大夫参加落成典礼，穷奢极欲的最后结果是乾溪自戕。孔子闻讯叹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砭楚灵王“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这是孔子对统治者“使民以时”的箴诫。
再说富民。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这段话体现了三层意思：第一，富民是为政者的第一施政要务；第二，为政者在富民基础上要对民众进行教化；第三，富民是礼乐教化的基础，只有先“富之”，然后才能“教之”，这与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孔子教导弟子“富而无骄”（《论语·宪问》）、“富而好礼”（《论语·学而》），也是同样的道理。
尽管孔子反对“不义而富”（《论语·述而》），但对于“富”本身，却从未有过任何贬词，反倒明确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雍也》），并且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这些都表明，孔子对于个体追求富裕的欲望是充分认同的，尤其是对普通庶民而言，满足其富裕的物欲乃是施政者的重要目标。
要之，孔子民本经济思想倡导“惠民”“利民”“富民”“安民”“博施于民”，开启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源远流长的“以民为本”优良传统。一百多年后，出于曾子、子思一派的孟子“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传》），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完备的仁政思想体系。孟子的仁政思想体系包括“王道”“仁政”的政治论、“性善”与“四端”的人性论、“民贵君轻”的君民论等，而其实践要义则落在民本经济思想上，包括“养民”“利民”“得民”“养老”“恒产”“井田”“经界”“制民之产”“民事不缓”“佚道使民”“取民以制”“廛而不征”“讥而不征”“助而不税”“九一而助”“什一自赋”“百工之备”“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以及反对“私垄断”“罔市利”“不行仁政而富”“惠而不知为政”“诸侯大夫争利争富”，对于“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主张“用其一，缓其二”等，涉及田制、税赋、工商、民生等诸多方面，其大旨不但继承了孔子民本经济思想要义，而且使其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奠定了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民本经济思想体系，对后世历代的经济思想与民生治理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以民为本”“贵民尊生”的经济思想传统，促进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38]；在儒家思想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39]。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深入研究和重新阐发孔子民本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结合时代条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文中引用《论语》均来自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文不再另注。
[2]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16页。
[3]文中引用《左传》均来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下文不再另注。
[4]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0页。
[5]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6]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5页。
[7]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3页。
[9]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10]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5页。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3页。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4页。
[13]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5页。
[1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11页。
[15]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9页。
[17]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4页。
[18]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1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9页。
[20]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90页。
[21]本文凡引用《孟子》均来自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文不再另注。
[22]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9页。
[2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6页。
[2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79页。
[2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58页。
[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8页。
[27]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3页。
[2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9页。
[29]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3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1页。
[31]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32]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8页。
[33]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6页。
[34]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70页。
[35]参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741页。
[36]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99页。
[37]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6页。
[38]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
[3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