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无道，决无久存之理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却像一颗巨大的流星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成为人们抬头即见和难以抹去的记忆，其吊诡之处就在于时不时便引发争议，宋朝就是其中之一。朱熹曾针对秦王朝是否采取分封制就可以缓解速亡命运的问题，提出：
但秦至无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为郡县亦不旋踵而亡败。盖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系乎此耳。[8]
在朱熹看来正是由于“秦至无道”，所以说无论是分封制还是郡县制都摆脱不了其覆灭的命运。这是历史给暴秦的宣判，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说：
正使采公卿之议，用淳于越之说，并建子弟以自藩屏，不过为陈、吴、刘、项鱼肉之资。虽有故国之助，亦岂能以自安哉？[9]
朱熹认为淳于越的建议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秦王朝残暴的事实无法改变，秦始皇的本性也不可能改变，那么历史也就不会改变。所以朱熹说即便是秦始皇听取了淳于越的意见，采取了分封制，其结果也只能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起义军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已。
“秦至无道，决无久存之理。”[10]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对于秦二世而亡的内在原因看得很透，他认为核心就在于“至无道”三个字，正因为太过“无道”，所以才会得出“决无久存之理”的结论。
什么是道？古往今来没有标准答案，道是真理，道是追求，道是希望，道更是天人之间的基本规律。《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同时又是事理、法则。《礼记·中庸》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朱熹注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并且认为：“一阴一阳，此是天地之理。”[11]朱熹所说的“天理”，就是“道”，就是社会发展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12]。朱熹认为凡事得有个度，切不可违背规律，超出“道”的范围去为所欲为。
秦王朝毫无顾忌地劳民，目无人性地残民，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的动荡和不安，秦既失道，何来之理。
“秦至无道”还在于其本身的残暴，秦素以强暴著称于世，秦在统一六国时杀人无数，仅白起一人就坑杀一百四十余万人。“秦至无道”更在于反人类的卑劣行径，以人殉为例，殉人就是用活人为死者陪葬，是人类社会最野蛮的制度之一。春秋时期人殉制度衰落，东方诸国如齐桓公、宋文公、晋景公、楚灵王等死后虽有殉人，但数量不多，对一般士大夫阶层来讲殉人则越来越少。唯有秦，在殉人方面较东方诸国最为野蛮残酷，而且十分顽固。
当东方诸侯国基本上不用殉人时，秦襄公（前777—前766年）却大张旗鼓地开始灭绝人性的人殉制度。考古发现甘肃礼县大堡山编号为M2、M3的秦公大墓及车马坑与中型贵族墓中都有殉人。报告称：
M2：墓室内设二层台。其中，东、北南三面二屋台上殉葬7人，均为直肢葬，都有葬具。西墓道长38.2、宽4.5～5.5米，总体亦呈斜坡状，但有8个沟槽状的台阶。在深1.25米的层面填土中埋葬12个殉人，均为屈肢葬，头向有的朝东，有的朝西。分为生殉和杀殉两种，前者作痛苦挣扎状，后者有的头部有洞，姿势规整。多为青少年。
M3：亦为中字形大墓。东西向，全长115米。墓道结构与M2相同。……北侧二层台上现存殉人1名，东、南铡的二台已被盗挠。……西墓道呈台阶状，长41.5、宽8.2米。填土中埋殉人7名。[13]
据参加发掘的礼县博物馆同志对我讲，墓中亦有站立的殉人，并且旁边还有殉狗陪葬。礼县大堡子山秦襄公墓地殉人的发现，推翻了《史记》关于秦武公“二十年（前678年），武公卒，葬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的说法[14]，其殉人年代之早，修正了司马迁时期人们的认识，弥补了《史记》记载的不足。
另外，在同一时期的礼县圆顶山春秋早期的秦墓中也发现了1至7个数量不等的殉人，并且还有殉葬的御手[15]。还有，在陕西雍城秦景公一号大墓西墓道里也发现166名殉人[16]。延续到秦穆公去世时殉人竟然多达177人，包括当时的三良——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三良之悲，痛恨秦穆公之暴，特作《黄鸟》以示纪念。到秦景公竟然用188人殉葬，将这种野蛮制度的做法推向了极点，其数量之大、手段之残忍，在春秋之际当数第一，毋庸置疑秦人的残暴已经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当人们称赞秦国的强大时，有多少人知道强大的背后却是举世无双的残忍。考察秦国的发展轨迹，从襄公到穆公其残暴之恶习是伴随着秦国的发展而逐渐升级的，至秦始皇达到了顶点。所以荀子说秦之盛“强于汤武，广大于舜禹，然而忧忧不可胜较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也，此所谓力术也”[17]。在“轻罪重刑”的立法思想指导下，秦的刑律特别残酷，往往以小过而重刑，甚至连正常的言论自由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如“以古论今者族”[18]，使天下人“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19]。其施刑之酷，据林剑鸣先生的考证，大抵有耐、劓、宫、车、裂、黥、弃市、腰斩、戮、枭首、剖腹、烹、囊朴、绞、鬼薪、三族、九族等21种之多[20]，真是骇人听闻。
《汉书·刑法志》记载“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等几十种酷刑。对此，裴骃注引刘向《新序》称“今卫（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客，身死车裂，来族无姓，其去霸王之佐亦远矣”[21]。在商鞅的眼里，“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22]，这与儒家德主刑辅的观点截然相反，把广大民众推向法网密织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深渊。
商鞅嗜法如命，酷刑为本，强调“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23]。并且有意识地将“刑”与“德”的概念混淆起来，称刑是德的根本，公然宣称“此吾以杀刑反之以德，而意合于暴也”[24]。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进而推导出“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的荒谬理论[25]。对此，刘向总结说“及孝公死，国人怨商君，至于车裂之；其祸流渐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削刻无恩之所至也”[26]。法先于德，以刑制刑，以暴治暴，专权、野蛮、残忍、杀戮是秦治国的主要思路，用专政手段压制，凭借暴力强服，说穿了就是“人治”的极端表现。但随着历史的前进、时间的推移，因其缺乏牢固的基础，最终结果是适得其反咎由自取，难免落得来去匆匆亡国灭种殃及祖宗的可悲下场。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废王道，立私权，焚文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繁刑严诛，吏治深刻，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之苦之。”贾谊的议论以合理的成分居多，文章更是酣畅淋漓，不过多少有些黑秦扬汉的嫌疑，包括司马迁在内。例如，关于秦二世胡亥继位的问题，出土文献《北大简》的记载，使我们看见了与传统不同的说法。其《赵正书》曰：
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即杀其兄扶苏、中尉（蒙）恬。大赦罪人，而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27]。
赵正，即秦始皇嬴政。赢为姓，赵是氏，同根一家。但《史记》在记载此事时与《赵正书》完全不同。其《秦始皇本纪》曰：
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蒙恬，数以罪，其赐死。……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立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
《赵正书》记载胡亥是名正言顺地继位，而司马迁的记载却是篡位。虽然有学者对《赵正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为资料，司马迁有可能见过，因为有不少相同的记载。尽管如此，以王道作为最基本的统治底线，则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董仲舒所说：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28]。
董仲舒强调以德治国，提倡刑德相养，厚德简刑，正是王道的观点。从中国历史发展看，虽有秦鉴为镜，但是法家的思想仍然被历代王朝所采用，所谓的秘学、内学，与儒家互为表里，只不过没有亡秦那么招摇而已。作为治国治民的法宝，其贱民、愚民、疲民、劳民等手段，仅仅表现在宽严松紧上有所不同罢了。
秦统一六国的几十年间，天下大乱杀人如麻，黎民饱受战乱之苦，统一之后，好像久病之人，理应休养生息，以便稳定秩序恢复生产。但是秦始皇在胜利面前忘乎所以，自以为功高三皇业比五帝，非但没有改变战时政策，反而私欲膨胀，“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削刻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29]。在严刑峻法和无休止的劳役下，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朱熹说：“若使秦能宽刑薄赋，与民休息而以郡县治之，虽与三代比隆也。”[30]朱熹既不赞同分封制也不大赞同郡县制，但是他认为秦王朝在当时如果能够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德主刑辅以德教化，维持国家安宁和人民幸福，有可能与三代相媲美。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大道和王道。不过这只是大儒朱熹的美好愿望，是所有善良人的希望，而非历史。
孟子说得好：“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31]只有得到了“道”，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才能聚拢更多的朋友；反之，将没有朋友，更没有人会帮助你。只有遵守“道”，遵守人类共识的道德规范、生存规范、社会规范，才是真正意义上实施了“道”。历史发展的轨迹表明，不管你愿意与否，认同与否，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永恒不变的道理，秦王朝失道有目共睹，岂有不败之理。
【注释】
[1]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3页。
[2]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52页。
[3]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79页。
[4]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3页。
[5]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3页。
[6]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3页。
[7]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75页。
[8]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4—3805页。
[9]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3页。
[10]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3页。
[11]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四》，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073页。
[12]徐日辉《论朱熹的礼治与理治》，《武夷文化研究——武夷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第23页。
[13]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第75页。
[14]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本，第233页。
[15]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第29页。
[16]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等编：《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7]梁启雄：《荀子简释·强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6页。
[18]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2页。
[19]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7页。
[20]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230页。
[21]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05页。
[22]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定分篇》，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0页。
[23]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靳令篇》，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8页。
[24]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开塞篇》，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页。
[25]高亨注译：《商君书·说民篇》，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7页。
[26]刘向：《新序全译·善谋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
[27]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
[28]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02页。
[29]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2页。
[30]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3页。
[31]金良年撰：《孟子译注·公孙丑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