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世纪作家的相关记载及其史料价值的评估
关于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托孤”于萨珊波斯国王伊嗣俟一世事件的最初记载，出自拜占庭史家普罗科皮乌斯（约公元500—565年）所撰的《战史》一书：
“当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在拜占庭去世前（有一子提奥多西乌斯，尚未断奶），他不仅为其子，而且为其政府深深地担忧，他不知应如何对二者做出明智的安排。因为他认为，如果他为提奥多西乌斯安排一共治者，他实际上是通过一个披着王权外衣的敌人来摧毁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他让其子独自统治帝国，那么许多人，正如他们可能期望的那样，将会利用孩子的无助，试图登上王位。这些人会反对政府，并在摧毁提奥多西乌斯后，不费吹灰之力地使他们自己成为暴君，因为这个男孩在拜占庭没有任何亲属作为他的监护人（
πíτροπος）。阿卡狄乌斯不指望这个男孩的叔叔霍诺利乌斯[7]能帮助他，因为意大利的情况已经很麻烦了。他同样对米底人[8]的态度感到不安，担心这些蛮族人会推翻年轻的皇帝并使罗马人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当阿卡狄乌斯面对这一困境时，虽然他自己在其他事上未表现得很睿智，但他制定了一计划，以确保其子和王位没有问题，这或是因为与诸如君主顾问中的某些有识之士交谈过，或是由于一些神圣的灵感降临到他身上。在起草他的遗嘱时，他指定这个孩子为他的王位继承人，但让波斯国王伊嗣俟成为其子的监护人，他在遗嘱中诚恳地请求伊嗣俟尽其所能为提奥多西乌斯保护他的帝国。在如此安排了他的私人与帝国事务后，阿卡狄乌斯去世了。但波斯国王伊嗣俟，当他看到这封正式交给他的文件时，尽管在成为一位统治者前，他高贵的品格已为他赢得了伟大的声誉，他立即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惊奇和非凡的美德。因为他忠诚地遵守阿卡狄乌斯的遗愿，一直与罗马人保持和平的政策，从而为提奥多西乌斯保全了帝国。事实上，他立刻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成为提奥多西乌斯的监护人，并威胁要对任何企图陷害后者的人发动战争。”[9]
继普罗科皮乌斯之后，阿伽提亚斯（约公元532—579/582年）也提到了这一事件。他写道：阿卡狄乌斯临终时指定伊嗣俟一世作为提奥多西乌斯二世和整个罗马国家的监护人（φ
λαξ和κηδεμών）这一事件，“世代口耳相传保存下来，至今仍为罗马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所传诵。但我未在任何文献或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甚至是那些记述阿卡狄乌斯去世的文献中遇到，除了普罗科皮乌斯。普罗科皮乌斯以他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几乎阅读了所有的历史著作，他应该在一些迄今为止我尚不知的更早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了该事件的书面版本，对此我并不惊讶”。但他又认为“将一个人的至亲托付给一个外国人、蛮族人，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的统治者，一个在荣誉和正义问题上是未知数的人，且最重要的是该人是一位虚假宗教的信徒，这几乎没有道理。”[10]阿伽提亚斯的这句话成为后世学者怀疑该事件的历史真实性的直接理由。
阿伽提亚斯之后，拜占庭编年史家提奥法奈斯（约公元758/760—817/818年）也记载了该事件。而且提奥法奈斯首次提到，伊嗣俟一世向拜占庭送去了一名叫安提奥库斯（Antiochus）的宦官作为他的代表并成为提奥多西乌斯二世的管家（
πíτροπος）和教育者（παιδαγωγóς），伊嗣俟一世自称为提奥多西乌斯二世的监护人（κουρáτωρ）。[11]此后，11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凯德莱努斯除记述了与提奥法奈斯相同的事件情节外，还提道：阿卡狄乌斯给伊嗣俟一世送去了1000磅黄金以确保其遗嘱的执行。[12]12世纪，编年史家和神学家佐纳拉斯则说，提奥多西乌斯二世是由其姐姐普尔凯利娅（Pulcheria）抚养长大的，而伊嗣俟一世则派安提奥库斯做他的保护者和监护人（φ
λαξ和κηδεμών）。[13]同时期，君士坦丁堡的玛纳塞斯虽也记载了阿卡狄乌斯去世后的安排及伊嗣俟一世的角色，也称伊嗣俟一世为保护者（φ
λαξ），但未提及安提奥库斯的故事。[14]最后提到该事件的希腊教会史家是尼凯佛鲁斯·卡利斯图斯·克桑托普鲁斯，他称伊嗣俟一世为监护人（κουρáτωρ，κηδεμών），关于安提奥库斯的故事则与提奥法奈斯的描述一致。[15]
除希腊语资料外，13世纪的东方叙利亚语学者巴尔·赫卜烈思在其编年史中也提到了这次“托孤”事件，他的描述与提奥法奈斯相近，但未言及安提奥库斯的故事。[16]
据阿伽提亚斯报道，“托孤”之事似乎更多的是在社会上口头流传。普罗科皮乌斯的著作是他能见到的唯一文字记载，尽管他也推测普罗科皮乌斯还有其更早的文字史料来源。安提奥库斯未出现在最早的任何文字记载中，也让人怀疑他是否是口传的“托孤”故事中的人物。口传故事的一个常见特征就是版本并不是唯一的。中期拜占庭史家所记“托孤”的细节不相统一，或许暗示了他们都曾受了不同版本的口传史料的影响。我们也无法排除安提奥库斯是在“托孤”故事流传过程中被人为添加进的角色的可能性。
尽管存在上述细节上的复杂情况，但阿卡狄乌斯遗嘱向伊嗣俟“托孤”这一基本事件在所有记载中是一致的，而最早记载此事的普罗科皮乌斯距离阿卡狄乌斯和伊嗣俟时代大约一个世纪。换言之，人们对基本史实的记忆只经历了约三代人的传递，还处在能保持相对准确的时间跨度内。至于阿伽提亚斯的质疑，针对的其实并非普罗科乌斯记载的可靠性，而是阿卡狄乌斯宁愿把自己的至亲托付给敌国君主的做法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生活的时代，罗马和波斯关系再次紧张，他产生这种质疑是很正常的，但这不代表5世纪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其实，对于“托孤”事件，颇耐人寻味的是，阿卡狄乌斯缘何“托孤”，其“托孤”的原因是否真如普罗科皮乌斯记载的阿卡狄乌斯的“担忧”那样简单？伊嗣俟又为何“受托”，他恪守承诺，与罗马长期保持和平，难道仅仅是由于其“令人惊奇和非凡的美德”？“托孤”事件对当时的东罗马和萨珊波斯两国关系格局乃至晚期古代世界的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并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