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名士的“放达”实践
验之以竹林名士的放达实践，确乎承载了玄学思潮在特殊环境下的种种诉求，内涵远非表面的种种形式所能包容，而且仅就表现形式而言，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更像一个多棱镜，不同的侧面反射着不同的色彩，约可分为姿态不同、各有用意又相互关联的三个侧面：藐视礼法、个性展示、伦理实践。头一项意在批判名教，后两项是展示玄学的道德伦理风范。而无论哪一项，把握均似无所不在的影子伴随其间。
①蔑视礼法。针对“以孝治天下”，阮籍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孝是自然之情，不徒具形式照样可以表达哀痛。“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8]男女授受不亲，为名教之一大讲究。阮籍反其道而行之：“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9]
礼俗中又有“叔嫂不通问”的规矩，阮籍不但行为上置之不顾，还要在言论上鄙视一通：“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10]这种种言行向人们展示了“放达”负载的多重人性的需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异性相吸乃人之常情，男女正常交往、接触，并不等于心怀不轨。相反，恰是仁义兼爱之心的自然反映。“男女授受不亲”违反人之本性，反倒说明讲究者心里不够干净。
名教向来看重等级、门第，喜好排场、威仪。竹林名士们从心里藐视这一切。“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11]越是权贵，越以威仪显示地位煊赫，嵇康就越要蔑视之。当然，他使用的是“箕踞而锻”这种“傲物”的放达形式。阮咸蔑视等级权贵有着另一番风景：“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烂然锦绮。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挂犊鼻也。”[12]阮咸以此显示了自己家虽贫而人格不贱的天然之质。与嵇康“傲世”姿态不同的是，阮咸取一种“玩世”的手法，行为有点荒诞，然殊途同归，即用玄学“超然物外”“不为物累”的理念，批判名教借助身外之物显示自己的虚荣。
②个性展示。玄学人格关怀的基点无非倡个性自由，把人从名教桎梏中解放出来返璞归真，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生活方式。展示个性，就是充分体现这一价值追求，同时反衬出名教道德生活的虚伪与乏味。“嵇康寓居河内……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向秀、籍兄子咸、郎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曰七贤。”[13]著名的“竹林之游”，既是他们共奉玄学思想的宣示，也是主张自由人格的结盟。在此大前提下，他们每个人又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其中，阮籍选择了“醉而蔑世”，嵇康认准“隐而傲世”。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14]。嵇康与其他几位遨游方外，寄情山水，常常是：“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修复常业。”[15]
嵇康的个性为“傲世”，但他的日常生活则因多才多艺而丰富、高雅，乐趣横生。他通上古之书，握绝代之艺，金铁之功精绝，加上他的那些仙师道友、志朋神交，隐逸山林则二三子相随论道，出入市则万人景仰，众口呼为“神仙”。他把士人心目中“高士”的行迹集于一身，向社会发放一种人格美的巨大诱惑。“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在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形象比照下，礼法之徒只能自惭形秽。钟会第一次去见嵇康，硬是不敢直面，抱愧而窜。“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16]钟会后来诬害嵇康，是出于忌恨和报复之心，同时更源于他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的那种被压迫感和恐惧感，以至到了有嵇康在，他在人格上就永远抬不起头来的地步。
向秀是与嵇康交往最密切的，但他的个性则是典型的一介书生。“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17]山涛以“器识”为至友世人共所称道。“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涛雅素恢达，度量弘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尝与阮籍、嵇康诸人箸忘言之契。至于群子，屯蹇于世，涛独保浩然之度。”[18]山涛在竹林七贤中是以“入世”思想较浓显其独到之处的，作竹林游时便常“与时俯仰”。但其人格精神与礼法之士明显不同，有一种博大而超然物外的气质。裴楷称之：“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王戎亦评价他：“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好酒的刘伶则是用“醉”字来表现其个性的。“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19]这醉酒悠悠之态，是借行状而超越世俗，体现玄学“有”与“无”之间的那种似有似无，看破一切又包容一切的意境，故使千古名篇《酒德颂》传世。如果仅仅是好酒好得寻死觅活，虽说富有个性却还不足以借此达到影响社会的程度。刘伶个性产生影响关键在于其个性所蕴含的道德理念。“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20]表面上看，刘伶是在放形，然其中展示的意境为玄学的回归自然状况。在自然状况中，或许没有完人，因为人皆有毛病，而有毛病不加掩饰即具光明之心，所谓“直行”之人。人在自然状况中已然超越了世俗羞耻，只留下精神意念间的自由快乐。
竹林名士在个性展示方面，表现各有千秋，有温文尔雅尤好读书者，有醉心山林隐为仙游者，有长醉不醒举止忘失者……不论哪种，都是自己所选择且喜爱的生活方式，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个性解放的愉快和“与物无伤”的修养。在这个意义上，竹林名士的放达便使异行为可行，化犯俗为大诚。
③伦理实践。竹林名士亦有自己的生活和社交圈子，发生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尤其在竹林名士之间构成他们表现自己所尊奉的伦理观念的基本舞台。此间此时他们像换了个人似的，尽显人世间的优良美德，文雅、优容、幽默、真诚，相互之间相知、友好、平等、互助，以至相托生死。而做这一切时又朴实自然，毫无造作夸饰之态。
竹林七贤并非同辈，是学问、志向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但往往一见如故，终生相知。“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刘伶的情况也很类似，因为深通老庄与道同体思想，偶与嵇阮相遇，“欣然神解”，一见而结下道义之交。王戎加入“七贤”行列，颇能说明他们之间的“忘年交”。“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21]
竹林名士之间在学问上是能者为师的。“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向秀又是嵇康治学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嵇康作《养生论》时，向秀“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22]。他们之间的友谊在真诚的学术探讨中加深。
他们的友情除了志同道合的基础外，意气相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相互之间到了无拘无束、无可无不可的地步。阮籍丧母，礼俗之士来吊，他以白眼对之。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他也同样对待，“喜不怿而退”。嵇康听说后，知道阮籍是讨厌常俗礼法的吊唁陈式。于是，“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此种行为虽受到礼法之士的忌恨，但他们自己却从中享受到通情达性的自由之乐。“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亦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23]王戎年龄小，在交游中受到调侃，然王戎的答语，充分表现出过人的才思，证明他无愧于七贤行列。此事亦反映他们交往的平等、率真、风趣，充满了自然交融的氛围。这些都是名教伦理中根本感受不到的。“七贤”之间的无拘无束有时还扩大到他们亲属的范围中，山涛曾对妻子韩氏说道：“当年可为友者，唯此二人耳。”韩氏遂提出了“意欲一窥之”的要求。“（嵇阮）二人至，妻劝涛留之宿，夜穿牖而窥之，涛入，曰：‘所见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当以识度相友。’涛曰：‘然，伊辈亦尝谓我识度胜。’”[24]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品行与修养，在历史上是可遇不可求的。除了朋友间的情投意合外，还需要共同具有淳朴自然又高雅风流的伦理观念。
竹林名士之间在交往中建立了诚挚而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既超越功利又遵奉着一定的准则。“（向秀）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真诚关系。王戎曾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25]然而，在发生大是大非的分歧时，他们又是非分明，信守“直道而行”的规则。嵇康写过两篇《绝交书》，对象均是其好友。《与山巨源绝交书》词锋尖锐，笔调辛辣，但明眼人都知道那是一种政治宣言，锋芒指向体制与名教，表明了与山涛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而非对山涛的个人攻击。《与吕长悌绝交书》则是痛心之作，是对曾经是朋友的吕巽的谴责，但行文严守“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的风度：“足下阴自阻疑，密表系都，先首服诬都，此为都故，信吾又无言，何意足下包藏祸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实由吾言。今都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全文皆作述事语，不加修饰，不加危词，然轻藐、痛疾之意自见，世理自明，毋庸多言。
后来，竹林七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之间的情谊并未因此而消亡。嵇康虽然在政治上疏远了山涛，但在个人感情上仍旧信赖他，临刑前托孤于山涛：“谓子绍曰：‘山公尚在，汝不孤也。’”[26]嵇康死后，向秀被迫入仕，然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作《思旧赋》念亡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哀伤依依，悲凉无限，传达出对那段真情生涯的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