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纬》的成书及刊刻
熊人霖字伯甘，号南荣子，别字鹤台，江西进贤人，生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年）秋[1]，病逝于清康熙五年（丙午，1666年）[2]。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进士。[3]曾担任义乌知县（兼摄浦江事）[4]、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5]等官职。甲申之变后，熊人霖与其父“避地入闽，寓崇泰里熊屯，五载回籍，尽节死。人霖终隐不仕”[6]。熊人霖一生有《操缦草》《地纬》《寻云草》等近二十部著作。[7]
熊人霖从小对地理就很感兴趣，这与他父亲熊明遇的影响不无关系。据史料所载，熊明遇十分喜欢出游。而熊人霖“幼从大人宦学”，自然能够耳濡目染。因此，熊人霖不仅读了一些书籍，还常常外出游历，饱览全国名山大川。“赐金半购甲经。持节曾邻酉穴。周游赤县。请教黄发。趋庭而问格致。谋野以在土风。”[8]
在跟随其父为官的过程中，熊人霖还接触到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当时先进的地理学知识。明天启三年（1623），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1582—1649）刊印了《职方外纪》[9]一书，不久以后，熊人霖读到了《职方外纪》，认为“异哉所闻”，然而又“考之不谬”，很是欣赏。次年，熊人霖“甲子之岁，归自南都，玄冬多暇，闭关竹里”，并“稽之典册，参以传闻”，终于在明天启四年（1624）著成《地纬》一书。[10]
《地纬》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并出版的介绍世界的地理学著作。在这部书中，作者不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世界的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大洲的划分及其中诸国的地理位置和风土人情等情况，而且还介绍了当时世界海洋的状况及中国到国外的航线。此外，书中还附有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不同于利玛窦在中国刻印和传播的世界地图。
《地纬》成书之后，并没有立即刊刻，而是将之“久尘笥中”。它之所以最终得以刊刻出版，与两个人有很大关系，一个是陈子龙，另一个是钱仲驭。
陈子龙，字人中，一字卧子，华亭人，崇祯进士[11]，曾任绍兴府推官、吏部主事等职，后又担任了兵科给事中、兵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他为官期间，多次上书言事，为解决现实的问题出谋划策。后来，陈子龙在太湖集结兵士，响应浙闽的抗清斗争，不料兵未起而事情败露被捕，后寻机投水而死，以身殉国。死后谥为忠裕。[12]
陈子龙对地理学亦有兴趣，认为地理学对用兵施政有所辅助，他很注意实地观察，并曾想要绘制地图。夏允彝曾提道：
余（允彝）少恫愚，每行道路辄迷往来。长偕陈卧子出入，见其留意博询，凡水泉之曲折，径之分岐必明晰而后已。……是学欲作地理图仿朱思本意，为之益增其所未备，兼为之说而于用兵险要、水利屯田、城池赋税尤加详焉。其说闳远，非数年不能竣。[13]
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熊人霖上公车，陈子龙与熊人霖相遇并读了其所编撰《地纬》一书，对其有所推崇，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熊人霖出版《地纬》。
除了陈子龙，对《地纬》的刊刻起到更大推动作用的当推钱钟驭。
钱仲驭，即钱柄，嘉善人，崇祯十年进士[14]，崇祯十六年任广东佥事[15]，后来曾提任嘉善吏部郎[16]。钱柄本人对于物理学较有研究。方以智所作《物理小识》一书中，就有关于钱柄制作芝泥独特方法的记载。[17]
熊人霖自己说：“甲戌上公车。卧子陈君。一见谬加青黄。戊寅之夏。仲驭钱君。复为怂勇。辄以授梓。用备采刍。”[18]就这样，在陈子龙和钱柄的鼓励之下，熊人霖于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年）刊刻了《地纬》一书。
明崇祯十一年（戊寅）初刻本的《地纬》现已佚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纬》，是熊志学于清顺治五年所刊刻的收录《函宇通》中的《地纬》刻本。
熊志学，福建建阳人，曾任福建光泽县教谕。[19]清顺治五年，熊志学将熊明遇的《格致草》与熊人霖的《地纬》合刻为一书，名曰《函宇通》。刻书的书坊名为“书林友于堂”。友于堂究竟是哪一家书坊，现在已无史料可考。但熊志学在《函宇通》序言末尾曾经写道：“顺治五年夏五闽潭阳书林熊志学鲁子氏顿首序。”潭阳是建阳的另外一种称法，书林即书坊的意思。明清时期，建阳是全国印书业的佼佼者，全县书坊林立。据史料记载，明正德至万历年间（1506—1620年），建阳有名号可考的堂铺（书坊）多达202家。万历以后，建阳的印书业继续发展，出现了更多的书坊。友于堂是建阳书坊之一。
史料中没有关于熊志学与熊人霖父子交往的记载。从熊志学为“函宇通”所写的序言中，熊志学仅提到“吾宗坛石大司马伯甘小宰，桥梓隐居吾考亭之里也”[20]。如果熊志学与熊明遇父子有交往的话，他不会不在序中提出。
如果熊志学与熊明遇父子并无交往，那么他又为什么要刊刻两父子的著作呢？从熊志学刻“函宇通”中序言的内容来看，大体可以总结出这样几个原因：
（1）为儒者提供参知天地的材料。
熊志学认为儒者应当通晓天与地的奥秘，然后才能推知其他。“夫儒者通天地而参于其中，则必知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推本乾元，顺承生生之意，而后于三才无忝也。”而熊人霖父子的《格致草》和《地纬》就是进一步揭示天地奥秘的书籍。“而大司马格致草之言天也，赅崇祯历书而约之，更有富于历书所未备者；小宰地纬之言地也，赅职方而传之，更有精于外纪所未核者。”因此，他刊刻了“函宇通”。
（2）保留史籍。
有人曾向熊志学推荐《地纬》一书，而熊志学有感于《地纬》原版多佚，故将其与《格致草》一并刊刻。“地纬刻于浙中，柱史兰陵梁公入告于荐剡矣，今颇删削，取慎余阙文之意，且原版多佚，台小子志学，是以合而重刻之。”
（3）将同宗的荣耀发扬光大。
熊志学认为他与熊明遇父子为同宗，他曾在“函宇通”的序言中称熊明遇父子为“吾宗坛石大司马、伯甘小宰”，在文末亦提到“夫重黎世司南北，正天明地，察我熊有初焉”。
正是熊志学在清顺治五年重刊了“函宇通”版《地纬》，才使《地纬》一书免于佚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