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拓边与种氏的进取
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在太宗朝收复的尝试之后，至英宗朝，基本处于守势。随着宋神宗的即位，北宋对西夏的政策也开始出现转折，逐渐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在内政方面，神宗起用王安石等进行变法，改革弊政、富国强兵。但熙宁新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对西夏的经略作为变法的重要目标之一，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虽然如此，神宗朝仍然展开了对西夏的大规模进攻。熙宁初年，北宋便围绕横山一线与西夏进行过一系列争夺。熙宁五年（1072），在“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战略下，宋廷任命王韶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主持熙河开边，从侧后方威胁西夏。元丰四年（1081），北宋五路大军并进，攻打灵州。此后的两年之内，双方又在永乐城、兰州展开数次交锋。虽然多以北宋的失败而告终，但西夏也遭受重创，北宋西北边境也大为拓展。
边地将门作为神宗开边的先锋力量，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种氏、姚氏、高氏等家族势力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壮大，对政治斗争的参与也日益深入。
种世衡在边疆进筑城寨，招抚番部以建立自己家族地方基础的策略，被其子孙继续承袭。种古在知原州任上曾“筑城镇戎之北，以据要害”[75]。种谊知兰州时，也曾“请城李诺平，以扼冲要”[76]。对待属羌，种谊也是恩威并施，“岷羌酋包顺、包诚恃功骄恣，前守务姑息。谊至，厚待之。适有小过，叱下吏，将置法，顺、诚叩头伏罪，愿效命以赎，乃使输金出之，群羌畏惕”[77]。种谔在这方面最为积极，在知青涧城时，便请接纳夏酋令㖫的内附。为图绥州，种谔又诱使绥州部落嵬名山归降：“其弟夷山先降，谔使人因夷山以诱之，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许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谔即以闻，诏转运使薛向及陆诜委谔招纳。谔不待报，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曰：‘兄已约降，何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兵万人。”[78]
但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与其父种世衡时有所不同。当时以范仲淹的稳守政策为主导，故种世衡也基本以招抚属羌为主，并借以加强边防，抵御西夏的进攻。但英宗朝治平三年（1066）底，薛向便重提谋取横山的建议，当时身为皇子的赵顼“见而奇之”。第二年初，神宗即位，便开始部署此事，对西夏的政策由防守转为主动进攻。种氏对番部的招抚随之逐渐由属羌扩及至横山一带的西夏境内。在神宗即位半年之后，种谔就上奏：“谅祚累年用兵，人心携贰，横山首领嵬名山结绥、银州人数万，共谋归顺，乞朝廷早令向化。”[79]这个提议显然非常符合神宗的心思，故随后不久，便有了种谔绕开延帅陆诜的节制，擅取绥州，招纳嵬名山的举动，“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80]。其后，种谔又筑城啰兀，攻取米脂，仍然是“谋据横山之志未已”[81]。
正是因为如此，种谔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治平四年十一月，翰林学士郑獬即质疑：“臣伏见十月二十四日，召两府大臣入议。外言窃皆传种谔已提兵入据绥州，横山豪酋挈族内附。审如是，是岂朝廷之福耶？”[82]进而指出：“种谔不顾国家始末之大计，乃欲以一蝼蚁之命，以天下为儿戏，苟贪微功，以邀富贵。此正天下之奸贼，若不诛之，则无以厉其余。”[83]十二月，知杂御史刘述也以“种谔不禀朝命，擅兴兵马，城西界绥州，有违誓诏，为国生事”，上奏“乞并同谋人枷送下狱，从朝廷差官制勘，依军法施行”[84]。知谏院杨绘亦上奏论列：“切闻高遵裕诈传圣旨，与种谔等纳西夏叛人首领近三十人，仍深入虏界，地名绥州，筑城以居之……彼邀功生事，高遵裕、种谔实当其名。”[85]二十年后，司马光在其《遗表》中还不忘抨击种谔：“谔等苟营一身之官赏，不顾百姓之死亡、国家之利病，轻虑浅谋，发于造次，深入自溃，仅同儿戏，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资仗巨亿弃捐于异域。”[86]《宋史》本传中总结其边事活动：“自熙宁首开绥州，后再举西征，皆其兆谋，卒致永乐之祸。议者谓谔不死，边事不已。”[87]
对种谔的攻击，多以其邀功生事、贪图私利为出发点。不可否认，种谔在横山的开拓活动，的确对其家族是十分有利的。根据曾瑞龙对种谔四次战役的考证[88]，其主要的拓边活动，基本是围绕延州至银州一线进行的，中间的绥德军青涧城又是种世衡起家的地方，故种谔的活动无疑可以使得其家族势力和影响在这一地区更加壮大。种谔“前死数日，陈奏尤多，未知出于何人裁处”，引发了神宗的注意，经过范纯粹的彻查，发现乃是“种谔死鄜延，其属有徐勋者，盗用经略使印，调发兵马，奏举官吏，几何而不为乱也”[89]。据苏辙对此事的描述：“种朴昔因永乐覆师之后，父谔权领延安之日，与其亲戚徐勋矫为谔奏，妄自保明劳效，仍邀取诸将赂遗，并奏其功。”[90]这个徐勋不仅仅是种谔的部属，还是种氏的亲戚。而牵连其中者，种谔之子种朴也在内。这一事件背后隐含着种氏家族势力的种种非法作为。因此，此事不仅引起了神宗的“早坐震怒”，还引发了他对种氏家族的防范。而在神宗给接替种谔知延州的刘昌祚的诏书中，也明确反映出种谔在鄜延路的势力延伸：“鄜延小大政事，为种谔所坏，举皆玩弊，朋私蒙蔽，盗窃朝廷名器、财用者，不可胜数。卿擢自诸将，总帅一道，视事之始，其惩创前人之愆，以公灭私，痛改其俗，凡百毁誉，置之勿恤，当有殊擢，以须成功。”[91]种家在鄜延路结党营私，加之屡次擅自兴兵，不受安抚使节制，不能不引发神宗的猜疑。自此之后，除种谊后来曾往援延州之外，种氏将门在延州已不见有任何重要活动[92]，这也说明北宋朝廷已经对种氏家族在鄜延一路的势力有意识地进行限制了。
但是，种氏家族在西北的活动，并非仅仅从其家族利益考虑，同时也是神宗朝以来主战派的共同利益选择。前述对种谔的论列，大都指责其在绥州擅自兴兵，或诈传圣旨。但多处记载均显示，其实种谔是在得到神宗密旨的情况下行动的。《宋史·高遵裕传》记载：“横山豪欲向化，帝使遵裕谕种谔图之，谔遂取绥州。”[93]种谔本传中也记载：“会侯可以言水利入见，神宗问其事，对曰：‘种谔奉密旨取绥而获罪，后何以使人？’帝亦悔，复其官。”[94]郑獬也指出：“然种谔之夺绥州，若不奉陛下之风指，安敢一日不俟上报，径驱数千卒直捣虏境乎？不然，则擅兴有罪，陛下何为而不行诛？”[95]可见，这次行动，并非种谔个人所擅兴，而是“薛向、杨定、张穆之、高遵裕、王中正辈，表里相结，诳惑圣聪，妄兴边事”[96]，“其所由首恶者，乃向也”[97]。从种种迹象来看，所谓“诳惑圣聪”不过是为帝王开脱而已。取绥州当是由神宗皇帝密旨指挥，中央与地方监司长官共同参与的军事行动。反战派自然不便直接攻击神宗皇帝，参与其事的边将便成为他们重点讨伐的对象。
如啰兀城之战，时主战派韩绛宣抚陕西，“召谔问计策，除知青涧城兼鄜延路钤辖，专管勾蕃部事。折继世言于谔，请筑啰兀城，且曰：‘横山之众，尽欲归汉。大兵出界，河南地可奄有。’谔遂与绛议，由绥德进兵取啰兀城，建六寨以通麟府，包地数百里，则鄜延、河东有辅车之势，足以制贼。上是其议，故令入见”[98]。在啰兀筑城的计策是种谔得自折继世，并得到了神宗认同的。而战前，韩绛还曾奏请将持反对意见的鄜延路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判延州郭逵“诏召还朝”。最终，啰兀城之战失利，神宗所言：“绥麟通路，在理可为，但种谔仓猝，故不能终其事尔。”[99]只是责备了种谔的仓促行事，而对这一军事行动本身并没有什么异议。
种古讼范纯仁一案，在种古本传里记载为：“然世衡受知于范仲淹，因立青涧功。而古以私憾讼纯仁，士论少之。”[100]从史家的语气来看，范仲淹对种世衡有知遇之恩，则范、种两个家族成员应以维持两个家族的友好交往为宜。所以，种古对范纯仁的诉讼才引起了士论的不平。范纯仁也曾自咎：“先人与种氏上世有契义，纯仁不肖，为其子孙所讼，宁论曲直哉。”[101]因此，在哲宗朝，他还荐举种古为永兴军路钤辖，后又荐他知隰州。可见，此案所反映的，并非简单的二人不合，也非种氏与范氏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
案件的大致经过如下：
环州太守（种古）劾熟羌为盗。狱具，朝廷贷其命，流南方。罪人声冤帅府曰：“我实非为盗者。”公（范纯仁）送他州辨治，果非盗。环守避罪，讼公挟私情以变狱，意欲朝廷不按治而逐公。神宗遣台官就宁州置狱，劾治甚峻，卒无私状可推，环守自坐诬告抵罪。[102]
事情的处理本应以种古冤枉熟羌开始，以诬告范纯仁抵罪而结束。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诧异，“古以诬告谪，亦加纯仁以他过，黜知信阳军”[103]。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主要是因为“是时高平公（范纯仁）坐言事去，执政有恶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104]。而种古讼范纯仁的案件，正是打击范纯仁的一个机会。秦观在其《送冯梓州（如晦）序》中记载甚详：
此狱之起，人皆为惧。及冯侯召对，神宗曰：“帅臣不法，万一有之，恐误边事。然范纯仁有时名，卿宜审治，所以遣使者，政恐有差误耳。”即赐绯衣、银鱼。冯侯拜赐出，执政谓曰：“上怒庆帅甚，君其慎之。”冯侯曰：“上意亦无他。”因诵所闻德音，执政不悦。及考按连逮熟羌之狱，实不可变，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无状，附置以闻，执政殊失望。会史籍有异词，诏遣韩晋卿覆治，执政因言：“范纯仁事亦恐治未竟，愿令晋卿尽覆。”神宗曰：“范纯仁事已明白，勿复治也。”狱具如冯侯章，于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独免，执政大不快。未几，高平公复为邻帅所奏，谪守信阳，而冯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罢去。[105]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熙宁七年十月）癸巳……工部郎中、直集贤院、新知邢州范纯仁直龙图阁、权发遣庆州。”[106]可知，范纯仁知庆州，是在熙宁七年十月。据《宋史》本传记载：
其所上章疏，语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纯仁尽录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纯仁沮格，因谗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后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迁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龙图阁、知庆州。[107]
可见，此前“坐言事去，执政有恶之者”，应是指范纯仁上书反对新法之时触怒王安石之事。如此看来，种古与范纯仁的讼案，不仅仅是二人的私憾，背后还牵扯着变法派与保守派的较量。据元丰元年狱竟后的处理结果，“纯仁坐不追捕作过熟户蕃部”，而遭“夺职，知信阳军”[108]。可知，这一案件还反映出主战派与反战派在边疆的政见分歧。
范纯仁在自邢州去庆州上任前，与神宗的对话较为鲜明地体现了他对边事的看法：
纯仁过阙入觐，上见之甚喜，曰：“卿父在庆州甚有威名，卿今继之，可谓世职也。”纯仁顿首谢曰：“臣不肖，何足以继先臣，但以陛下过听，误使承乏耳。”上问曰：“卿兵法必精？”对曰：“臣素儒家，未尝学兵法。”又问：“卿纵不学兵法，卿久随侍在陕西，必亦详熟边事？”对曰：“臣随侍时年幼，并不复记忆，兼今日事体与昔时不同。”纯仁度必有以开边之说误上者，因进言：“臣不才，陛下若使修缮城垒，爱养百姓，臣策疲驽不敢有辞。若使臣开拓封疆，侵攘夷狄，非臣所长，愿别择才帅。”上谕曰：“以卿之才，何所不能，但不肯为朕悉心耳。”对曰：“臣子之于君父，若有可展报效处，杀身不避，岂有不尽心力耶？但陛下所责，非臣所长，不敢面谩欺罔以对。”纯仁辞益坚，上卒不许。[109]
神宗对范纯仁十分期许，先以父子在庆州世职这一荣耀加以引诱，后以精兵法、熟边事加以恭维，再以“不肯为朕悉心”进行激将，但范纯仁始终不为所动，且“辞益坚”，自己反战的政见始终没有改变。范纯仁这种坚定的反战立场，与种氏家族此时所采取的顺应时势、积极进取的策略显然是南辕北辙的，有冲突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