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民本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具体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居敬行简”的治民观、“敛从其薄”的税赋观、“宁俭毋奢”的节俭观、“取物有节”的生态观、“无信不立”的诚信观、“待价而沽”的货殖观。
“居敬行简”的治民观属于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关于孔子的管理思想，或曰为政之道，《论语》中有两句话：一是“为政以德”；二是“无为而治”。这两个方面是相互统一的。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曰：“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8]孔子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与道家有所不同：其一，孔子的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着眼于任官得人，不必亲自作为。何晏《集解》曰：“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也。”[9]孔子以舜为例，诚如皇侃《论语义疏》（以下简称《义疏》）所引蔡谟云，“舜居其中，承尧授禹，又何为乎”[10]。其二，孔子的无为之治是有条件的，就是对为政者提出了“恭己正南面”即修己敬德的要求，正如朱熹《集注》所说，“无为而治者，圣人盛德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11]。概言之，孔子提倡为政者在修己敬德的基础上实行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落实在经济管理层面上，就是孔子所赞许的“居敬而行简”。
仲弓问子桑伯。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
冉雍是孔子期许为“可使南面”（《论语·雍也》）的治国之才。冉雍问大夫子桑伯如何，孔子肯定子桑伯为政宽简，又似乎有所保留。仲弓理解孔子的意思，提出“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治理思想，得到了孔子的充分肯定。朱熹《集注》曰：“简者，不烦之谓。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12]由此可见，孔子的经济管理思想首先要求管理者自己先做到“居敬”，修己敬肃，心怀主见，然后在治理过程中以简御繁，事不烦，民不扰，宽宏简重，利民富民。
“敛从其薄”的税赋观可以说是孔子居敬行简经济管理思想的直接派生。孔子晚年返鲁后，弟子冉有为“富于周公”的季孙肥增赋聚敛，孔子道：“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宋翔凤《论语发微》认为，孔子“若深疾冉有，实正季氏之恶”[13]。此事在《左传》中也有详录，孔子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在这里讲到了“足”与“不足”，蕴含了一种以民为本、藏富于民的民本经济思想。这种思想在弟子有若反对鲁哀公提高亩税征收比例时，表达得更加清晰。
哀公问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合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鲁国原来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称之为“彻”；从宣公十五年开始实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即所谓的“初税亩”，税率也是十分之一，这样实际上税率达到了十分之二。有若劝鲁哀公实行什一而税，哀公觉得很奇怪，什二而税犹嫌不足，如何实行什一而税？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有若藏富于民的思想显然来自孔子。
“宁俭毋奢”的节俭观体现了孔子一贯具有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经济思想。早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14]孔子对大禹薄于自奉、勤于民事的品格大加赞美：“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孔子赞扬卫国大夫公子荆居室不求华美（《论语·子路》），批评管仲不俭（《论语·八佾》）。孔子虽然致力于维护周礼，但明确反对奢华、提倡俭朴。在孔子看来，礼仪的存在并非为了让人追求享乐，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遵循周礼应该合情合理，而非舍本求末。林放问礼之本。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鲁人要扩建长府，闵子骞表示异议，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孔子赞扬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他自称平时用丝冠替代麻冕，尽管不尽合礼，但符合节俭原则（《论语·子罕》）。孔子倡导俭约自守，甘于清贫，明确表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取物有节”是孔子的生态经济观。这种思想源于孔子对社会管理与经济发展的一种长远考虑。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孔子反对急于求成，不求短期效应，尤其不主张因为眼前小利而牺牲长远利益。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孔子这种处理社会事务的原则，落脚在面对自然的态度上，就是“取物有节”的思想。“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集解》引孔安国曰：“纲者，为大纲以横绝流，以缴系钓罗属著纲也。”[15]朱熹《集注》曰：“纲，以大绳属网，绝流而渔者也。”朱熹注“弋”为“以生丝系矢而射也”[16]。“宿”有二说，一说是所谓“夜宿之鸟”，一说是皇侃《义疏》所谓“老宿之鸟”。按照皇侃的说法，“弋不射宿”就是猎鸟时“不取老宿之鸟”，因为“宿鸟能生伏，故不取也”[17]。孔子少贫贱，多能鄙事，且其父早殁，为生计不得不参与劳动。按照春秋的生活习惯，时人祭祀先祖当用醢，即用切细的肉、鱼做成的肉酱。肉、鱼得之不易，孔子必须亲自渔猎。对于孔子坚持“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后儒多理解为仁人之心，邢昺《论语注疏》曰：“孔子但钓而不纲，是其仁也。”[18]朱熹也说：“此可见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19]这样理解当然也不为错，但没有看到更深层的“取物有节”经济思想。黄三式《论语后案》曰：“鱼鸟本可取之物，不纲不射宿，取物以节而已。取物以节，遂其生，即遂其性也，此至诚之所以尽物性也。”[20]这才点到了要害处。孔子之所以能有“取物以节”的思想，还与其长期关注自然事物有关。《论语》中记录孔子所论自然事物与现象包括北辰、迅雷、四时、动物、植物等。孔子“取物以节”的生态经济思想正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的。
“信”是孔子“四教”之一（《论语·述而》）。在《论语》中，孔子非常强调“信”的重要性。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学而》）孔子年轻时曾任季孙意如的委吏，自称“会计当而已矣”（《孟子·万章下》）[21]，这是他的诚信实践。孔子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视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也包括经济生活。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信”是与“义”相联系的，所以有若说“信近于义”（《论语·学而》）。孔子称“子路无宿诺”（《论语·颜渊》），《左传》记载“小邾射以句绎来奔”，请子路代替鲁国盟誓，被子路拒绝，原因就是“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左传·哀公十四年》）。所以，孔子常以“忠”“信”二字并称。《论语》中六次提到“忠信”，皇侃《义疏》曰：“以忠信为百行所主。”[22]孔子“无信不立”的诚信观对后世商业诚信传统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随着私有经济逐渐壮大，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当时各国流通交换的商品种类几乎到了应有尽有的程度，涌现出范蠡、计然、子贡等一批著名的商贾。鲁国虽有周公遗风，“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23]，有人因冶铁发家，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24]。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是精明的商人，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子赣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25]，这说明子贡的经商活动在孔子生前身后一直进行，如果孔子对货殖行为不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子贡不可能有如此成功的经商活动，孔子也不可能以宗庙重器“琏瑚”称许子贡（《论语·公冶长》）。孔子曾对子贡货殖做过直接的评价：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
这段话历代注解者多理解为孔子对子贡货殖的讥讽、批评或劝勉。如班固《汉书·货殖传》、王充《论衡·实知篇》、何晏《集解》、皇侃《义疏》皆作是解。朱熹《集注》反作平实之论，认为孔子“言子贡不如颜子之安贫乐道，然其才识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26]。此章从字里行间看，实在看不出孔子对子贡有任何贬抑之意。孔子说子贡“不受命”，无非是指他不甘于接受“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其实孔子自己也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偶尔讲“天命”，也多是一种努力抗争命运之后的自我安慰。如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这句话与其说孔子认命，不如说孔子抗命。孔子说过“五十而知天命”，这不可理解为孔子年逾五十而消极安于天命，事实上孔子五十五岁去鲁赴卫，开始十四年周游列国，何来安于天命之说？孔子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应该理解为孔子五十岁而知周礼文化使命降于己身，后来孔子周游列国遇到险厄之时，常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和“天生德于予，桓雎其如予何”自勉，这就是孔子天命在己的自我确认。所以，孔子说子贡“不受命”，并非批评子贡，而是一定程度上的肯定褒扬。至于说子贡“货殖焉，亿则屡中”，更是明显带有一种欣赏的口吻。孔子与子贡还有一段对话也颇能说明这一点：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在这里，师徒二人兴致勃勃地使用商贾、货殖之语，谈论的却是孔子本人的人生进退，把自己的出仕比作玉石买卖，公然衒玉求售，在后儒看来实在是“夫子之言却不雅重”[27]，要竭尽全力为之别解。事实上，“待价而沽”的货殖观表现出孔子对商业活动的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春秋晚期随着社会等级制度的衰微，原本隶属于官府的工、商从业者逐渐摆脱身份依附，越来越多地直接走向市场，于是原本静态的社会分工演变成动态的社会交换。事实上，孔子本人已经亲身参与了社会迁移、社会分工带来的社会交换活动，这就是孔子的设教授徒。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这是把知识传授作为商品进行交换。春秋时代开设私学还相当罕见，孔子大胆首创私人教育，很难说一点都没有受到春秋晚期货殖交换经济现象的影响，孔子本人明显欣然接受“待价而沽”的商贸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