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筷制”助食法的施行
1920年《申报》的一篇短文说道：“中国式的菜，未见得不好吃，也未见得不养生。那么何以不见重于世界呢？我看就是共食的缘故。因为共食是很不卫生，很不洁净的。譬如八人一桌，各人用的筷子，吃饭也是他，箝菜也是他，你想那筷头上的口津，不是都传到菜里去了么？倘使这桌上有一个生病的人，那七个人不是都要被他传染了么？所以最好是莫过于分食了。但是分食在习惯上是很难实行的。折中的办法，我看惟有每人用两双筷子，一双箝菜（把菜箝到饭碗里来），一双吃饭。那么庶几可以没有危险了。此法简而易行，望大家注意，望各团体注意。（听说前清时候，南京暨南用过这法子的，现在我家里就用这法）现在我还介绍一个方法，听说道是南洋华侨所通用的，他们每样菜里都放一勺子。吃的时候，就拿这勺子把菜锹到饭盘（因为他们盛饭是用盘子的）里来，然后再吃。我看这法比上头的还要好一点呢，诸位以为如何？”[11]这篇连作者本名都不为人知的看似不经意的314个字的短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这是笔者迄今所见近现代史上最早的中餐“双筷制”助食法的文字依据。
第二，作者明确说：1911年以前的南京、暨南就用过双筷制助食法，这就意味着，双筷制助食法在中国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的历史了。
第三，“现在我家里就用这法”。说明1920年中国大都市中就有家庭实行双筷制助食的行为，体会是“简而易行”，且不说其概率有多少，作者当是家境中产或小康的知识阶层中人。
第四，作者同时向大众社会推荐南洋式的“公勺制分食法”，并倾向认为其更为便捷可行。这种所谓“南洋式”的进食法也一直在中餐共食场合中存在着，伍连德先生最初倡行的“卫生餐法”可以说就是其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延伸与演变。
第五，作者明确认为，本来很好的中国菜，之所以“不见重于世界”，就是因为“共食是很不卫生，很不洁净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中华烹饪文化与中华民族餐桌文明的时代进步无疑很有启示意义。
次年5月《申报》刊出了一篇近乎重复署名的文章：“中餐大都共食，殊不知甚碍于卫生。盖八人一菜，各人之所用之筷，既箝菜且划饭，筷上涎水均入菜内矣。是以疾病每易传染。然而分食之法，我人颇不习惯。最妙人各两副（筷），以长者箝菜，短者划饭，庶菜中之汤可以清洁也。兹尚有一法，虽亦共食，然每样菜中均置一勺，食时用勺将菜锹入碗中，然后再食，使各人涎水不得入汤内。则有病亦不能传染矣。”[12]文章认为双筷制是“最妙”的进食方法选择。1921年有文章认同许多人呼应的“谓吾国人聚食时，同桌者纷纷以匕箸下公用之器皿中，不啻以口涎中之微生物互相交换，莫若人各备匕箸两副，一可入口，一则祗许入公共食器中，名言良法，至可钦佩”。但又说，虽然“名言良法，至可钦佩”，仍觉得两双筷子进食“旋举旋搁，手续较繁”，总不如一双筷子方便。于是倡行同人聚食会采用人手一箸，取食、进食两端颠倒使用方式者：“以箸之甲端入公共食器中取菜后，以箸之乙端送入口中。其入公共食器中之甲端，不准入口。”据说此种方法“同人各皆赞成，实行两年，尚无不便。”[13]这让笔者想起20年前在东北一所大学做双筷制演讲时，一位教授当即表达的“左右开弓式”建议，认为可以左右手各持一筷，分别取食、进食之用。笔者谦恭地回以：“好建议，我想听听您试行一周后的感觉。”[14]1923年1月《申报》文：“会餐之制，庶几有利无弊，于经济、习惯、卫生均能兼顾，换言之，虽与病者共食，亦可无虑其传染，其制维何？即多人所用之碗、碟、箸、匙各有二具，每具颜色不同、大小各别。先以黑色之箸取菜于公共之碗而置之另一碟，而以红色之箸，再由碟内举其所取之菜，而入之于口。如先以白瓷之匙取汤于公共之碗，而注之另一匙，匙或别之以金属质，复由此另一匙饮之于口。则饮食虽共，而所用之器具不使口与食物有直接关系，无论有无疾病，自无从得其传染，不第清洁已也。此法极佳，我国家庭间及公共场所苟能仿而行之（并不费事，亦不费钱），其于康健上必增多大之效力。余服膺其法，用以告世之卫生者。”[15]建议者感慨双筷制“此法极佳”，由衷认可，并热情呼吁全社会认同跟进。
1923年4月30日，上海家庭日新会第四届年会邀请双十医院院长汪千仞先生演讲“吃饭问题”：“我国数千年来，对于饮食之事保持旧习，从未改革。如吃饭之方法，恒聚众人共食，置菜肴于桌上，各以箸匙纷纷向公共器皿中取食，以为此种制度非常适用，对于身体并无妨碍，偶或疾病发生，危及生命，亦不明致病之由。可叹也已。盖国人以共食而致疾者，每年不知凡几。今再详述共食之弊如下：吾人吃饭，普通八人一桌，每人每次以箸匙取菜与汤，约以三十次计，则吾人口涎与菜羹之接触，每人亦三十次。即每次吃饭与人交换口涎中之微生物二百四十次也。国人习焉不察，岂非莫大之危险？如与患肺痨病者同食，更易传染。又国人宴客时，有敬菜之习惯，以曾入己口之匙箸送于客前。在主人之心以为恭敬，其实不啻以微生物赠客也。此种恶习，尤宜革除。……如能仿西餐式最佳。但人各一簋，所费必多，中人以下之家，恐不易办。今以余家实行分食方法述之，每人各备一碟，又备箸匙各二副（颜色不同，以免误用），一以取自公共器皿中而置诸碟，一以入口。手续固较繁复，但习惯而成自然，自不较其烦也。余家自实行此法后，疾病减少。其尤著成效者，即伤风咳嗽，不致发生，不受传染。且余颇思契友能起仿行，然实行者竟无一人，非不赞成此举，实有他种原因。大凡一家之家政，常操主妇之手，其子若女虽有良好之意见提议，如不得主妇之允许，终难实现。余今敬告妇女们，决心打破旧习惯，速改共食制为分食制，要知人人须转移社会，不宜为社会转移也。”[16]汪千仞与伍连德同时，亦在英国学医，伍为马来西亚华侨，汪又曾视学南洋，其与伍连德自是相识且通声气。也就是说，汪千仞的倡导“双筷制”是呼应了伍连德的“卫生餐法”的，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其延续发展。但是，这位医院院长身份的社会名流也甚为感慨：他力图唤起“契友”——应当是知识与社会地位相近，或者如时下所谓“圈子”“群里”“实行者竟无一人”！由此可见其推行的艰难。于是他借助妇女社会组织的平台，呼吁认同，希望家庭中自觉实行。汪的演讲引来“颇韪其说”众，有人随即撰文呼应，并称：中国传统的聚餐方式是开病菌“传染大会”，“每天平均开三次大会，苟大会中无意间加入一病夫，则其传染之成绩即见”[17]。饮食卫生、餐桌文明，汪、伍二人声气呼应固是史实，而医家共识亦在情理之中。时论：“卫生家谓：我国人之吃饭不啻交换微生物，甚为危险。盖以聚食之时，或汤或菜均盛于公共器皿中，同桌者纷纷下匕下箸，循环不已，带入口涎不计其数。至口涎中之微生物交换者，亦不计其数矣，真令人思之欲呕也。……欲免此弊，固以仿西餐式为最良。然人各一簋，其费较通行之聚食法，或加数倍，又未免不经济矣。余尝创为一法，人各备匕箸二副，一可入口，一则只许入公共器皿中，其匕箸之颜色大小须有分别，以免误用，虽手续稍繁，而费可不增。然默察同食者，能完全养成此习惯者，殊不多得。”[18]文中的所谓“卫生家”，自是泛指业医者与医药界，在当时主要指代西学医士，伍、汪自是代表人物。
但是，一个人进食方式的选择与坚持，必以认知与自觉行动为前提；内心认同、见贤思齐，才可能成群从相应，久而成习。因此，学校等社会空间是易于推行的，至迟在1920年前，一些学校就已经在推行双筷制，如南京一中校长陆步青曾推行“每人备箸匙各两副，一作公用，一作私用。食时以公者取，然后以私者纳入口中”。但经历者后来感慨地说：“惜学生因手续太繁，不数日即摒弃之。至今思之，实觉不当。盖此法不过手续较繁，时间方面稍不经济，而法则至善至美也。”[19]“吾国各学校，如东南大学、商科大学等，已有实行单食制者，食时人各一器，对于经济卫生自由等项，皆胜于合食制。惟菜蔬限于二三种，食者往往易于厌倦。为免除此种缺憾起见，鄙意不如用二匙二箸，使涎沫无与菜碟接触之机会。或于每人身旁多置一匙一叉，以便盛取羹肴。如此则自无上述涎沫沾染之弊，而有细嚼缓咽之益。”[20]“国人尝有提倡分食者，其意美矣，未易合乎习惯也。有倡用两副箸匙者，仅许其一副入口，其另一副备供搬运菜羹自盛贮之器入其个人用之碗盏中。手续累赘，法属妥善，亦未宜言普及也。”[21]人们肯定双筷制方法是好的，“法属妥善”，但是因为人们总觉得“手续累赘”，所以忧虑“未宜普及”。一方面是人们“未宜普及”的忧虑，另一方面则是力行者的坚持推广。
1920年《申报》“卫生丛谈”栏目载文反映了双筷制在东吴大学的实行：“病从口入，这是中国人的老古话。什么流行病啦，时疫啦，皆由饮食之故。所以口的卫生，是很紧要的。近来留意口的卫生的很多，不过食具的卫生，不曾有人说过。中国所用的食具，是入口箝菜的箸匙等，不分两种，故有一人生病，就传染全家。这岂不大半是由箸匙不分之故吗？……近来学校如东吴大学和嘉兴秀州中学，会食的时候，必分食具。虽然不能称为完善，然而于卫生与经济方面（较用它法改良食具的费用）却是有许多的益处。深望各处学校，公共会食场及宴会等，请采用之。”东吴大学的“分箸匙会食法”是：聚餐宴会时，“将箸匙备置两种，如箸之长者，为入口箸；箸之短者，为箝菜箸，不可误用。小匙为兜汤之用，大匙为入口之用，以小匙之汤倾于大匙中，如此方可入口。食毕，必以沸水涤濯之。初办时颇觉不便，久之自无误用及不便之虞。……饭碗亦为传染疾病之媒介，故食后亦宜置于沸水中，洗浣清洁”[22]。1921年《申报》“卫生”专栏的讨论与结论：“家有喜庆，必设宴会，宾客众多，共桌而食，事固然也。……尤可厌者，以窄小之碗碟，而匙箸竟投，争先恐后，是以他人之唾沫输入自己口中，此不可不亟为改良者也。改良之法奈何？曰：‘共桌而不共器。’”[23]所谓“不共器”指的就是在共食器皿中取食具是不入口的，入口者为另一具，意即双筷双匙制。当年，“在家庭之间，办公之所，或学校工场之内，凡有供给饭食之处，宜行分食之制或每人两副箸匙，一副运肴于碗，一副纳食于口际，不使紊乱”的“双筷制”卫生进食几成知识者共识[24]。卫生之外，还应注重养生：“饮食时宜用两副箸匙，宜审量维他命（即生活素）之存在。”[25]其间，文学作品中亦有双筷制信息，若1914年至1923年间发行的《礼拜六》杂志曾有权贵阶级宴会用金镶牙箸十双、金镶紫檀箸十双的文字描述[26]。
1922年长沙版《大公报》“卫生谈”文对“双筷制”进食法热情赞美：“中国人的饭，最难吃啊！一席七八个人，七八双筷，在菜碗里搠了，送到口里，拿起出来又搠到菜碗里，如此往复不已，此时你想一想，菜碗里有些什么物质？不尽是各人的唾液……我们中国同胞，保守性太深，对于固有习惯，总不敢变更一点，畏艰苟安的心，也是同等发达，每每行一新制，革一旧弊，不知费却多少的力量，这是关于重要的事，至于次要一点的，又是从事敷衍，以为何必费神，随便过去罢了。若是要他，对于吃饭改良，仿效外国的吃菜，也用刀叉等，他断不会赞成的，这一点，我也以为中国的菜，不见得如何坏，何不可保存，外国的番菜，不见得甚么好，何必一定学他。用刀叉等，是适合于吃番菜，我们既不吃番菜，又何必学用刀叉等。从前我理想一种吃中国菜的方法，于每样菜出锅之时，平均分成几碗，一碗放一点子，样样菜如此的分，差不多成了几碗混合的菜，于是每人用一碗下饭，各人的筷箸，在各人的菜碗里打转身，就可免唾液混合之弊，这方法，可名为分食制，未免稍嫌复杂一点，并且炒菜与汤菜混合的时候，大失其味，他们也会反对的。于今竟有人发明每人用两双筷箸，把一双不入口的干净筷箸，专门夹菜，摆放在自己的饭面上，然后用那一双筷箸吃，菜吃完，又用干净筷箸去夹，如此循环不已，不要使两双筷箸混乱，至于吃汤，就用调羹去舀，倾得饭碗里，不可用口对着调羹喝，如此则公共的筷碗里到底没有一点儿唾液混入了，照这样做，既不像吃番菜的器具，那样繁杂，又不像分食的菜品无味；所应添的器具，一双筷箸而已，何等简便，稍为用惯几天，也未觉得不便之处，这真是唯一的好方法呵！”[27]作者深深感慨双筷制的所谓麻烦也就是多出了“一双筷箸而已”，并且指出“稍为用惯几天，也未觉得不便之处”，非常赞赏是“何等简便”的“唯一的好方法呵！”这一年，访问日本的爱因斯坦往返经停上海，夫妇二人受到了热情接待，但面对满桌的“奢侈铺张的精致食物”，“用小木棍像钓鱼一样在数不尽的菜碗里戳来捣去”的进食方式却无法愉快接受[28]。
其时，沪、津、穗、京、鄂等诸多中心城市的报刊都在讨论饮食卫生，倡导双筷进食，这是20世纪20—40年代前后持续了约30年之久的社会文化情态。其间，以杨昌济的家庭实践坚持、陶行知的校规制定与推行最具影响力。杨昌济（1871—1924）先生东西洋留学十年于1913年回国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倡导实行双筷制，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社会感召力，且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杨昌济家庭进食方式的双筷制坚持时段，当在1915年左右至1924年间。在长沙时，萧瑜、蔡和森、毛泽东等精英青年时常在其家中就餐有所体验，尤其是毛泽东，更是从长沙至北京数年间的杨家特殊身份食客。也就是说，青年毛泽东曾很习惯双筷制进食法[29]。
为了普及饮食卫生知识，推助文明进餐，1932年国民政府卫生署还用“我用我的筷，我用我的碗，自己手巾随身带，一切疾病不传染”的歌谣推动人们注重和自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30]。于是讨论与坚持一直在持续进行中。检索20世纪初至40年代大约30多年间不可胜计的报刊资讯，令人感慨不已，如湖南省立衡阳中学校刊明文规定学生取食筷、进食筷并用的双筷进食制度，其校规的“实行双箸双匙”条：“本校为注重卫生起见，于九月八日布告学生会食时一律实行双箸双匙。箸分红黑两种，乌木筷用以入口，红漆筷用以取菜，以资识别。至教职员方面，已早日实行矣。”[31]证明该校已有此校风，因为“教职员方面早已经实行”。因为人们长久以来习惯了一箸到底的进食方式，推行双筷进食制度无疑是有困难的，为了保证双筷进食制度的施行，除了教员示范率导，为学生配备双筷，同时也要厨事工作者和全体员工认真配合，故该校校规规定：“事务部于九月十七日召集校丁厨丁第一次训话，关于服务卫生种种，训导至为详尽云。”[32]在卫生脏乱差环境中长久生活的中国人有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的不良习惯，为此，该校校规还严格规定：“九月十三日事务部布告指定倾灰地点云：‘凡大小厨房煤灰及学校各处垃圾均须一律倾入校前塘内，不得胡乱堆积，以重卫生。以后如有阳奉阴违或奉行不力者，一经查明。严惩不贷，仰校丁厨丁一体知悉为要。此部。’并新制垃圾桶分置各处，以为藏运垃圾之用云。”[33]报端直到1935年，还在做双筷制的普及工作：“所谓双筷双匙制，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用一双筷子专门自菜碗中夹菜到饭碗里，另外一双筷子扒饭并把已经放在饭碗内的菜夹到口里去。用一个匙（即调羹）把菜汤从菜碗中取出倒入另一个匙，然后把这个匙的汤送到口里去。这种办法起初看起来似乎是很麻烦，但是只要留心去做，一二天就弄惯了。不过就令它是一件难做的事，我们也应当做。”[34]倡议者认识明确，双筷制“初看起来似乎是很麻烦，但是只要留心去做，一二天就弄惯了”；态度坚决，“就令它是一件难做的事，我们也应当做”。当然，在学校等社会单位推行就会容易许多，如1934年的期刊上就有学校中学生进餐双筷、双匙并用的照片，并有标题文字：“这是预防传染的一个方法，吃饭是采用两筷两勺制，每人用一双红色的筷子检夹公共碗盆里东西，另一双黑色的则用来送饭菜入口，汤勺也是这样分别。”[35]因为有阻力和困难，有人在对双筷制表示异议的同时又在谋求新的方法：“……每人用两双筷子，一以取菜，一以吃饭，可是一个记不清，吃饭的筷子会伸入菜碗，取菜的筷子可送入口内，仍然是无济于事的。……现在且把鄙人家庭中数年来所实行的法子介绍给大众。这方法很简单，除饭碗外，每人一匙一箸，箸是专管取菜的，匙是专管吃饭的。另外再置公匙二三只，专为各人取汤之用。凡要吃汤时，先用公匙放入私匙（吃饭的匙），然后送入口内，吃饭时也是用箸夹菜，置于匙中。”[36]无论这位倡议者的家中之法行得究竟如何，其于大众推广难处更甚于双筷制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饮食卫生观念的确立和文明进餐方式的普及，一直在艰难的实践过程中坚持推行不止。中国人一双筷子吃饭的传统太久、积习太重、因循势力太强，因此乍用双筷很不适应。一百年后的今天推行，许多人还会感慨“太麻烦”，可以想见当时的障碍阻力会多么顽固强大。这也就是伍连德先生倡导推行几年时间之后感慨的：方法虽好，推行不易，因为中国人积习太重。但是，中餐传统进食方法之弊已经环球诟病、世人共知，无论阻力多大，改变都是必须的：“共食之制，中国到处有之，南方尤甚。方丈一案，围坐七八人，肴馔杂陈，杯箸交错，家人父子，和气团聚，宾朋主客，醉饱俱至，非不煦煦然亲？而周至也。然而疾病传染之鸩媒，即在乎此。其冒犯危险，与蹈白刃赴汤火，无以异也。”[37]“……以前张默君氏长南京一女师校时，曾一度行分食制，未久仍行合食，郭鸿声氏长南京高等师范时，行分食制颇久，即每餐每人一菜一汤或一荤一素，以特制之锡具中有一格者盛之，虽习之已久，仍多苦之者，然其时膳由校给，勉以卫生，亦各安之，然自东大成立后，学生多自理膳食，此制即渐废，于此可知分食实行之难……愚意有一可行办法，能得中西（即分合）之长，而无其弊，即每人备两双箸，两匙，一碟或小盏，以备检菜取汤时分用，其他全仍其旧，此举其行君意见相同，本埠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师饭厅，即行此制，实无一毫难行之处，各种会社机关家庭，均可仿之实行。”[38]中华民国时代的许多学校都曾实行旨在革除传统中餐进食方式弊病的分餐制，南京一女师校、南京高等师范都是例子。作者还明确认可双筷制是“实无一毫难行之处”的最可行的选择。
1934—1936年间南京、上海、北平等市隆重举办了每年一度的“儿童健康夏令营”活动。1935年《上海市第二届夏令营儿童健康营营务旬刊》上刊载了营务的十二大项目细节，其中《食制》记载道：“最合乎卫生的吃饭制度，是分食，每个人有一两个菜及一碗汤——但这个方法的缺点，需要多量的碗碟，也需要多量的菜蔬，故不十分适宜于现代中国的一般家庭中。孩子们，即使在我们这里习练得十分妥善了，回家去，立即会放弃这个方法的。所以我们宁愿采用双筷双匙制，用一双筷及一只匙从公众的菜碗里取出菜来，用另一双匙（当是筷）再送到自己的嘴里，这个方法是比较低麻烦，但训练成为习惯后，可以在任何处所适用。仿佛在某一篇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里，我们曾声明过，本营的最大希望，并不是孩子们的体重增加了五磅或十磅回去，也是学会了很多的卫生习惯（会）去。体重增加，许会再过若干时的随便生活，会跌到原位的，后者，则他们随时随地可以应用，而保持身体的健康到永久——吃饭的所以采用双筷双匙制，就是为此。”[39]上海市儿童夏令营系由市卫生局、中国防痨协会主办，由市局各机关合作，并得到商务印书馆、三友实业社援助。夏令营儿童180人，年龄在7—12岁间，历时1个月。旬刊同时刊发多幅照片，进餐儿童均是双筷助食。其时，许多大都会应当都有“儿童健康夏令营”的活动，上海第一届夏令营应在前年度。1936年第三届举行，儿童200余人，“每餐是六菜一汤，每桌孩子七人护士一人，概用双副碗筷”[40]。此类活动之所以由卫生局、防痨协会主办，盖其主旨仍在强化公共卫生理念、推广双筷制进餐方式。1939年时艰危难情态下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了旨在“改进学生饮食起居生活”的十九条36款明确、细密规定，既以今日见识而论，亦可谓科学、人性。其第一款即是：“学校膳食应由学校卫生教育指导员……每周应定有菜单，其取材应参照教育部颁发之《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加以适当之配合，学生得轮流监督厨房，但学校亦应予以指导，务使达到下列各种目的：子、使食物适合学生需要，为健康树一基础。丑、培养学生良好之食物习惯，研究烹饪、实验营养、选购食物、清洁储放，并谋改善家庭食物。寅、设法预备饮食，以便通学生之购买。卯、每次膳食以分食或以用卫生筷碗为原则……”[41]饮食卫生自然涉及对各种相应食器、餐具的要求与需求，助食具筷子的卫生品质与标准因而成为社会的关注。讨论中，研究者细化明确了进餐前、进餐时、进餐后的15则卫生要求，其进餐前四款中的第二款为“杯箸之属需各自认定，勿与他人混乱，以免传染疾病”[42]。“各自认定，勿与他人混乱”的筷子自然也是双筷。
历时约30年，始于东北鼠疫灾难后痛定思痛，以预防肺结核传染性疾病为重点的卫生知识普及、传统进食方式改革的时潮，在20世纪30—40年代之交因外患内忧的艰难国情而停止。其间，关于饮食卫生的讨论和双筷制进食的倡议、呼吁，一直在艰难中蹒跚继续，进入40年代，人们还在为大众社会进食方法的依旧“不寒而栗”[43]，足见时艰事难。直至1935年，伍连德还在传统的“共食制”为健康文明寇仇，在比较了分食、双筷、公用箸匙三种改革选项推行20年之后表达了忡忡忧心的意见：“故共食制度实有亟须改革之必要，最善之法，莫若分食。”但是，他很清楚这是无法完全做到的：“但以社会之习惯，及中菜烹调之法分食制似不甚适宜。”也就是说，他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中华烹饪与中华餐桌仪礼文化的独特性，完全采取西餐分食制的进食方式并不适应“中国国情”。应当说，这是伍连德对既往20年“分食制”讨论与实践的一个总结性意见。随后他论述“双筷制”：“今有行双副箸匙法者，一副用以取食，他副用以入口，然按国人习惯之食法，亦不甚便。”也就是说，审视双筷制推行的过程，他看到“国人习惯之食法”太顽固，推行不力，普及不遍。于是就又回到他20年前的创意：“鄙人所发明之卫生餐台，构造既简，运用尤便。法以厚木板一块，其底面之中央嵌入一空圆铁柱，尖端向上，将此板置于转轴之上，则毫不费力，板可随意转动。板上置大圆盘，羹肴陈列其中，每菜旁置公用箸匙一份，用以取菜至私用碗碟，然后入口。此法简而合宜，甚为适用。”[4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双筷制”与“公用箸匙法”二者之间的选择，伍连德先生的考虑只在“便”与“不便”的比较，他更注重的实际效果与可能，与第一选项“分食制”的否定不同，这里没有是与非的价值判断。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这一意见是伍连德85年前的表达，而正如我们所知，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几乎完全不存在在大众生活中温和秩序推进进餐方式改革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他才基于可能性的思考，退而求其次地建议实行源自“南洋式公勺分食法”的“公用箸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