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阮如何把握“放达”:从道德修养的角度
嵇阮对放达的把握是通过现实的道德修养和超现实的审美体验两个方面来实现的。道德修养又表现为天性把握与理性把握两种。
嵇阮俱为深得“建安七子”真传之人,自幼成长于批判名教虚伪、追求人性真诚的新思潮之中,这样的文化底蕴使他们醉心于营造儒家理想加道家风范的人生。“性至孝”“与物无伤”“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这些举止品行,在他们的一生作为中随处可见。他们自信一个真诚善良、有理想的士人,既追求任情自然,又能够适可而止,并在崇仰人性的道德空间中获得体面的人生。那种不讲边界,不顾体面的纵欲行为,素为侪辈所不齿。没有这个底蕴,也就没资格谈放达而谓之放荡了。
嵇阮认识到,对于放达这种复杂的处世方式,仅靠天性把握还是不够的,须在理性上进一步把握,一方面自我提升,达于更自觉的境界,另一方面亦是将放达的用意传达于世人。嵇阮精通养生之道,他们将养生与人格培养、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探讨,使之在某些方面超脱了功利目的的束缚,进入纯粹生命哲学的深度,通过为情辩护和为情升华,力图把道家个性自由、任情率真的优点和儒家温文尔雅、与人为善的长处结合起来,人们通过省欲少私的修炼,于无意间自然地实践仁义兼爱。
嵇阮为情辩护的话题,前人多有论述,此不赘。为情升华的核心为省欲少私之修养。这个省欲少私与苦行僧式的禁欲抑性不同,主要是通过明是非、顺事理的路径达到目的:“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认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5]所省去的私欲正是认识到的恶与丑。那么,他们行为的基准又为何呢?嵇康在答复向秀以“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证明欲皆入理时说,“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室食得理耳”,所谓得理,就是“犹渴者饮河,快然以足,不羡洪流”,“外不殊俗,内不失正”。[6]
《释私论》系嵇阮修养境界的理论概括。“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意在完全超脱世俗名利的干系,将为善之行根植于“物理顺通”的基础上,最终境界是:“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仪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深厚的修养成为随时指导言行向善从贤的自动仪。既随性而动,又性不伤人,所得到的“肆志”自由仍是情性的必然,所谓“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
对于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并让这种生活方式与自己的理想和情趣相吻合,竹林名士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嵇康在《卜疑》中,对现实社会的各种生活方式进行了概括与分类,计二十八种。肯定和认可的类型中,有求直道、求德行、求隐逸的,如“宁斥逐凶佞,守正不倾,明否臧乎”“宁与王乔、赤松为侣乎”等等。同时对在仕途中“聚货千亿,击钟鼎食”“时移俗易,好贵慕名”者,表示了不屑。最后,根据现实环境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既关心社会又超脱世俗的生活态度,通过太史贞父之口传达出来:“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这样的活法必须彻底抛弃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之心,方可抵达个性自由的境地。他作诗述志:“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7]完全看透了那些“富贵尊荣”对人生的异化和误导,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从感觉上都不能接受,避而远之。如此,他才能写出“七不堪”“二不可”那样生动又深刻的鄙视之辞。最后他给自己的生活态度设计了实现形式:“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
通过嵇阮如此的精心结构,放达在他们心中便建立于高度提炼的真情之上。其之所以能负载人格力量,关键就在于体现出“外坦荡而内淳至”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