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荡与转向保守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赵煦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随即便起用司马光，实行“以母改子之政”的元祐更化。王安石制定的各种新法逐渐被废除，改革派也遭到了全面的打击。在此期间，对西夏的政策也转为妥协退让。范纯仁、韩维和司马光等保守派大臣“弃地和戎”的政见成为主导，并最终决定将米脂、浮图、葭芦和安疆四寨割让给西夏。但这并未阻止西夏对北宋的不断侵扰。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重新起用章惇、曾布等变法派，并对元祐诸保守派大加打击。同时，恢复了神宗时的对夏政策，进筑堡寨，拓边西北，并在元符元年（1098）平夏城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直至元符二年，西夏被迫求和。同时，又任命王赡和王厚继续经营河湟地区。但此二人统驭无方，引起降附的吐蕃诸部的叛乱，并导致了鄯、湟二州的危机和宋廷弃守二州的争论。
徽宗即位之初，鉴于元祐党人和绍圣党人两派的纷争，采用“无偏无党”的方针，参用元祐和绍圣大臣，企图“建中靖国”。但不到一年，徽宗就改变了初衷，改元崇宁，意在崇尚熙宁。并起用蔡京、童贯等人，对内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力打击政敌，将其列为“元祐党人”；对外继续开边。王厚很快收复鄯、湟、廓等州，并在兰州和横山一带继续对西夏进行开拓。因辽朝的干预，宋夏之间在崇宁五年（1106）至政和三年（1113）之间保持了几年的和平局面，但政和四年（1114）开始，双方又不断发生摩擦，并引发了统安城之战这样大规模的会战。直到宣和元年（1119），西夏请和，北宋拓边活动才基本结束。
围绕着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斗争，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形势反复无常。这一政治形势影响到了北宋对西夏的攻守与和战政策。边地将门也在这种反复的政治局势中起伏。
为徐勋盗印案所牵连，种朴仅以身免。之后又因与青唐的和战问题，复遭苏辙抨击：“臣近以熙河帅臣范育与其将吏种谊、种朴等妄兴边事，东侵夏国，西挑青唐，二难并起，衅故莫测，乞行责降。”[110]苏辙将熙河边衅归咎于种谊、种朴狂妄觊幸功赏，并乞加贬责，种朴亦因之被改知泾原路镇戎军，种氏的活动趋于沉寂。
但绍圣年间哲宗亲政之后，种氏又开始了进取之路。绍圣四年（1097），种师中即由宣德郎换为武官内殿承制，充熙河路第一副将，开始了自己的武将生涯。种朴亦发挥自己的家族优势，为泾原帅章楶调查绘图，谋划进筑。史载：
泾原路经略使章楶言：勘会臣到本路条上进筑之策，朝廷幸听其计，于三月二十三日会合四路兵建筑平夏城、灵平寨，如期了当，寻将逐处军马分屯放散去讫。缘臣所陈后石门、褊江川两处形势所系，利害尤重。控扼好水、西山诸谷贼马来路，占据得要害之处，比趋九羊谷、白草原尤为快便。俯逼天都巢穴，平夏、灵平所占耕地，遂免抄掠之患，与葫芦河川东西形势相为表里。本司近指挥缘边安抚、知镇戎军种朴，量带人马，照管平夏、灵平两处官吏修缉次第，因令由打破贼堡于后石门、褊江川子细按视山川形势，道路险易，有无水泉，当如何措置修筑。今据种朴彩画到地图，签贴圆备。臣寻将前所进藁，照验得委实尤为精确。又缘夏贼点集频并，其力劳弊，四月十一日举国十余万众蓦来奔突，诸将力战，贼遂败去。度其势未能再有啸聚，若不乗此机会进筑了当，却宽岁月，其力稍全，则是资寇养患，边防之忧未艾也。今不避小有烦扰，再举师徒，全补藩篱，以成暂劳永逸之功。臣仰荷国恩，当此委寄，不敢迁延，复将重责遗与后人。[111]
据材料所记，后石门、褊江川等地山川形势均为种朴所调查筹划。其实，不仅如此，平夏城、灵平寨等城的进筑之策，亦出自种朴之手[112]。此后，“种朴在环州筑灰家觜，只用两万余兵，亦有成功”[113]。可知，种氏在哲宗朝仍旧积极参与拓边的活动。
元符二年，种朴在知河州任上为羌人所杀。史载：“朴以贼锋方锐，且盛寒，姑徐之，而宗回檄日五七下，朴不得以而行。”[114]可知，导致种朴死难的直接因素无疑是熙河主帅胡宗回的逼迫出兵，而深层因素则是王赡进军青唐导致“河南蕃部叛”。吊诡的是，尽取青唐地的策略，则又是范育早已提出，种谊、种朴初步实施过的。这种命运的轮回似乎影响到了此后种氏对西北拓边的策略选择。
之后，种氏在拓边的活动上便不见了此前的进取，而渐趋于保守。如被徽宗称为“唯卿朕所亲擢也”的名将种师道，当徽宗向他询问边事之时，他给出的建议却是：“无为可胜，来则应之，毋妄动以生事，此其大略也。”[115]
之所以出现如此转变，当与种氏面临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系。据载，种师道最初跟随伯父种谔在西北从军征战，后以种谔的郊祀恩补三班奉职。因少从张载学，后来“试法，易文阶，为熙州推官、权同谷县”[116]。但在文官的任上，仕途并不顺利，徽宗时，“议役法忤蔡京旨，换庄宅使，知顺德军”[117]。根据《宋史》本传中这段记载，我们并不清楚他从文官换为武职的具体原因。其行状中曾记有“言者论公诋诬先政，复换朝奉大夫放罢，隶名奸党”[118]之语，由此推论，种师道换官庄宅使，应是希望能以武臣的身份来躲避党锢之祸，但最终并未能够逃脱。在被划入元祐党籍，坐废十年之后，种师道始任主管华州西岳，不久便再次改为武资，换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泾原路钤辖、知怀德军兼管内安抚使。政和二年（1112），又获徽宗器重，除秦凤路提举弓箭手。后随童贯伐燕，因持反战态度，被童贯“密劾其助贼”[119]而遭责为右卫将军致仕。可见，种师道虽然能为徽宗所亲擢，但与当政者关系并不融洽。经历了多次政治磨难之后，对于朝廷对外拓边政策的履行已不像其父祖辈那样具有积极性了。
姚氏家族在神宗朝的发展策略并没有太多记载，但应当与种氏类似。据姚兕传记载：“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图画器用，皆刻‘仇雠未报’字。”[120]可见其对西夏仇恨之深。姚麟在元丰西讨时，“以泾原副总管从刘昌祚出战，胜于磨移隘，转战向鸣沙，趋灵州”[121]，亦是对西夏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从家族主要成员的传记资料来看，其家族活动的主要战场却是在面向青唐羌的熙河兰会路。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姚氏家族的政治立场在神宗朝之后较为倾向于保守。如姚麟本身对哲宗绍圣时期熙河的拓边活动并不太支持，王赡取青唐，“麟以为朝廷讨伐方息肩，奈何复生此大患。已而赡果败”[122]。姚雄虽然三次知熙州，长期在西边任职，但建中靖国初“议弃湟州，诏访雄利害”时，姚雄却同意放弃此地。因此，在随后蔡京当政的一段时间内，姚雄被列入元祐党籍。姚氏家族与蔡京、童贯等徽宗朝当权派关系并不融洽。姚古之子姚平仲亦曾遭童贯“抑其赏”。当时的形势亦无法支撑姚氏将门积极参与当时的拓边活动。
随着边地将门的发展壮大，其参与政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从神宗熙宁开边到哲宗绍圣及徽宗崇宁、政和，北宋中后期的拓边过程，本应是边地将门发展的契机，但他们对于边事的立场却逐渐由积极进取转到倾向保守。与这一过程同步的是，中央朝廷党派纷争的日益激烈、政治主导势力的频繁轮换，以及对外政策的反复不定，都势必会影响到边地将门的策略选择。优先保证家族在边疆地区长期驻守，而以保守的姿态从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抽身而出，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