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中国历史上的慈善组织，不管如何变迁，始终无法将公与私严格地区分开来。到底是完全官方的抑或是民间私有的？似乎并不能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慈善机构可分成官立、公立、私立三种类型。这三者的含义，特别是“公立”一词，从近代到现代已出现一定的变迁：清末民初时期，官立意味着政府出资并委任管理人员，纳入国家体系之中；公立为集体出资并受官府资助，由集体管理；私立为私人出资、私人管理，但亦可接受官府资助。民国时期的公立含义似乎与前期有所不同，公立的组织仍是集体出资、集体管理，但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并且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中。而在现代，公立则相当于曾经的官立，并包含“国立、省立、县立”等概念在内，与民国时期的含义大为不同。[34]
奉化孤儿院为公立孤儿院，政府负责其人事任免（如董事长、院长由政府任命），并将其纳入慈善体系，与救济院、育婴所等并列在案，孤儿院每年经费情况及经营过程、孤儿毕业情况等均向政府备案并接受监督[35]，并凭其公益性质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免税等政策；但筹办、运作、资金来源均独立运作、筹措，政府不加干预。作为民国中后期的慈善机构，与清代慈善机构（以育婴堂为例）相比，显示出了继承性，亦存在变化，但继承性大于变化。
清代育婴堂的建立，官方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同样重要，府城层面的育婴堂是由乡绅或商人等自发而设，州城、县城层面则是知州、知县这些官方人士参与的情况较多。总体而言，地方绅商（一般绅商而非巨贾）提供主动且持久的力量，官方提供背书及随时监督。在育婴堂的发展过程中，有些民营育婴堂无法依靠自身维持下去便会要求官方加入，而有时官方亦会将经营较好、规模较大的民营慈善机构直接吸纳为官营。[36]从清初到清末，育婴堂渐渐变得官营化[37]，但政府与地方社会均明显同时存在于其中。在此趋势之下，从清末民初起，慈善机构不再单纯称为官办或民办，而是出现了“公立”这第三种性质。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来，亦始终努力将慈善事业规范化，并试图将之重新组合、部分地纳入行政体系之中。但事实上，政府无力将所有慈善事业都囊括名下，正如1932年初鄞县县长陈宝麟所说：“当时救济院各所经费均艰窘，且各所悉就原有组织改办，旧有董事往往以既经官办而相率敛手，不肯协助。地方财政艰难，复不能充量改进。加以近年来社会困顿，待救济日众，此种济人之煦濡行政，遂有博施济众之病，实非根本解决之策。”[38]
公立性质的慈善机构基本继承了传统慈善机构的特点，或者可以说是明确了传统官营与民办之间的模糊分界，给了政府更大的空间和弹性，与社会进行互补合作。以奉化孤儿院为例，从前期到后期，随着环境的不同，其收入来源在不断地发生改变，既有募捐所得，亦有政府提供的赈款（税收）。地方精英一力承办慈善事业，同时集合下层民众与政府的作用，上通下达。一旦社会急剧动荡，便侧重依靠政府力量以维系生存。此外，孤儿院的经营中亦保留有传统的“征信原理”[39]，固定时间会将孤儿院具体的账款收支等集结成报告册（清代时称“征信录”），公开印刷分发，以巩固既有的关系网络且获得社会的信任。从奉化孤儿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公立慈善机构这样的组织模式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来都无法完全区分开来，其相互缠绕之程度，可说是“机能同型体”[40]，在慈善机构的运营中表现尤为明显。至少从奉化孤儿院来看，国家与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均为了地方和谐、社会稳定，本质上是互不排斥而有张力的。
【注释】
[1]本文曾发表于《史林》，2015年第2期，第140—149页。
[2]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02页。
[3]关于慈善育婴事业，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育婴堂，且时段多为自宋至清，对近代以降出现的孤儿院模式关注较少。零星有些文章分析恤孤问题，如雷妮与王日根的《清代宝庆府社会救济机构建设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婴堂和养济院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施善与教化：中国古代慈幼恤孤史述论》（《历史与比较》2006年第12期），俞宁的《中国传统慈幼恤孤制度探析》（《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王洋与袁彩霞的《民国时期的贫儿救济——以南京第一贫儿教养院为例》（《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等，大都以笼统梳理发展脉络为主，很少就具体事件展开研究。孤儿院最早为西方传教士开办，随后中国本土绅士将之与传统育婴堂相结合，也成立了各种孤儿院。奉化孤儿院为本土绅士创办的地方孤儿院之典型，地处东南沿海的宁波，与上海关系紧密，且与南京国民政府高官多有联系，颇具研究价值。
[4]《奉化市志》中记录孤儿院成立大会日期为11月25日，奉化孤儿院职员张泰荣在日记中记录11月24日开会礼成，且确定董事、职员、薪水等项内容，本文以张泰荣记录为准。《张泰荣日记》（六），1927年11月24日（十一月初一日），旧2-7-67，奉化档案馆藏。
[5]庄崧甫，奉化人。曾协助陈其美筹饷，辛亥革命浙江光复也得其资助。杭州光复后，出任浙江军政府财政司长，后改任盐政局长。不久辞去政府公职，致力实业，专注经营浙西林牧公司，颇具规模。1921年后再次步入政界，1922年被推选为浙江省议会议员，1926年出任浙江省临时政府委员。1927年，与孙表卿、张泰荣等人在家乡创办奉化孤儿院，出任终身院长，并曾将自己70岁、80岁两次祝寿时所得寿金悉数捐赠给奉化孤儿院。1940年逝世，享年81岁。参见毛翼虎：《庄崧甫的一生》，宁波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四辑）》，宁波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孙表卿，奉化人。清癸巳年（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人，曾创办新学会社，辛亥革命期间对浙江和上海的光复有一定的贡献。曾任奉化孤儿院董事长，还曾任浙江省议员、四明日报社经理、鸿庆轮船公司董事长、奉化农工银行总经理、宁波棉业交易所理事、奉化县志馆馆长等。参见孙礼桐：《孙表卿》，宁波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宁波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1年。张泰荣，奉化人，曾任奉化孤儿院募捐主任，后任院务主任，主持孤儿院工作。还曾任奉化赈济会委员、财务会委员、抗卫会委员、县参议员、县公款公产委员会委员、县复兴委员会委员、县救济事业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于1922年开始每日记日记，维持一生，其后人将其日记捐赠给奉化档案馆，《张泰荣日记》一共36本，记录时间从1922年到1957年（其中1940年缺失，1957年以后的散佚）。
[6]据奉化孤儿院于1928年填写的《各种社会教育现状调查表》“种类”一栏，为“公立”。见《各种社会教育现状调查表》，《奉化孤儿院信稿第一册》，旧2-7-24，奉化档案馆藏。
[7]奉化孤儿院以庄崧甫题词的“忠恕勤俭”作为院训，同时也创作了院歌：“鳏寡孤独，四民无告；哀哀孤儿，尤苦之苗；今移其苗，种于乐园；施以教养，沃以礼仪；授以职业，俾能自立；孤苦之子，国民之花。”《奉化孤儿院第三期报告册》，旧2-7-2，奉化档案馆藏。
[8]《奉化孤儿院历年入院生名册》，旧2-7-21，奉化档案馆藏。
[9]诸如蒋介石、王正廷等奉化籍政府高官，出于乡谊资助奉化孤儿院，在政治上并无过多牵涉，笔者将之一并归于地方精英。
[10]国家/社会的研究发展到如今，学界并未出现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来区分国家与社会，甚至这样一种二分法也颇受质疑。本文暂不就此展开讨论。在本文中，国家，取其政治和权力的本质，并且重点关注其公共性，将政治组织机构（政府）、政党、军队包含在内。社会，则是除了国家以外的所有个人和组织，与国家相对应，社会重点在于其私有性。
[11]许纪霖：《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看近代士绅》，《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2日。
[12]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3]根据《张泰荣日记》，他曾入股庄逸林创办的天成运输公司，投入股款二百元；也曾与友人合股购余姚土布数百匹，通过转卖获得利润；还曾入股平民工业厂，制造糊精，投入一股，为一百元。《张泰荣日记》（二十），旧2-7-80，奉化档案馆藏。
[14]《奉化孤儿院第三期报告册》，旧2-7-2，奉化档案馆藏。
[15]《奉化孤儿院部分会议记录》，旧2-7-36，奉化档案馆藏。
[16]以在1927年、1934年、1941年、1946年四份名单中出现3次及以上的人名为准。1927年董事名单来自《奉化孤儿院部分会议记录》；1934年董事名单来自《奉化孤儿院第三期报告册》；1941年、1946年董事名单来自《奉化县孤儿院等关于教职员工及院生名册、董事名册通讯录、难童名册、概况、调查统计表》，旧2-7-45，奉化档案馆藏。
[17]“县长捐金：李涵夫县长，助银一百元，胡克定县长，助银一百元。”《奉化孤儿院第三期报告册》，旧2-7-2，奉化档案馆藏。
[18]有关奉化孤儿院募捐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拙文：《抗战前后慈善组织的募捐经营研究——以奉化孤儿院为例》，《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6期。
[19]张泰荣日记（二十），1941年4月18日，旧2-7-80，奉化档案馆藏。
[20]《张泰荣日记》（二十），1941年1月3日、1月4日、1月8日、1月9日、1月10日、1月11日、1月13日，旧2-7-80，奉化档案馆藏。
[21]1941年2月4日，“在东江劝募捐款，得国币三百余元、纸百余刀”；1941年3月22日，“收到织造厂惠助毛巾二十打”；1945年6月21日，“和召助扇六十把”。见《张泰荣日记》（二十），1941年2月4日、3月22日，旧2-7-80；《张泰荣日记》（二十四），1945年6月21日，旧2-7-84。
[22]参见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111页；周秋光、曾桂林：《民国时期的慈善法规述略》，《光明日报》，2009年1月20日。
[23]参见毕素华：《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运作机制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24]参见奉化孤儿院呈请政府免税文。《奉化孤儿院第十三册稿簿》，1937年3月29日，旧2-7-32，奉化档案馆藏。
[25]《奉化孤儿院第十四册稿簿》，1938年8月7日，旧2-7-32，奉化档案馆藏。
[26]参见胡元福主编：《奉化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8页。
[27]浙东抗日根据地具体包括四明、三北（指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会稽和浦东4个地区，地跨杭州湾两岸。
[28]《张泰荣日记》（二十），1941年6月22日，旧2-7-80。
[29]《张泰荣日记》（二十），1941年10月2日，旧2-7-80。
[30]《张泰荣日记》（二十二），1943年1月11日，旧2-7-82。
[31]1石与100斤之间的换算，根据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货币及度量衡折算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ⅹⅹⅶ页）的研究，1石等于100斤，而张鹏飞（《新度量衡换算表》，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3页）则记录民国颁布新度量衡时确定1石米为78公斤或156市斤。此外，各地具体操作中亦存在差异，根据孤儿院与县政府来往信函相关记录，前后几次数据计算对比，得出民国时期宁波地区粮食换算时，1石约为108斤。
[32]《奉化县孤儿院关于院收支报告、遭匪洗劫物资情形报告、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褒奖条例及捐资献物、褒扬辞职推荐等函件》，旧2-7-42，奉化档案馆藏。
[33]数据并不精确，因无法找到更多概算书，而预算大体上是符合概算的，因此将预算与概算一同放在一张表中。孤儿院预算并非随意定制，而是根据下年的具体工作安排和变动而做出的合理计算，根据募捐情况来看，实际募捐获得的钱款（包括募捐和政府拨款）基本吻合预算数额：1941年大概募得了1.04万元（法币）；1942年募得4.3万元（法币，其中政府拨款1万）；1943年募得20.7万元（法币，上海募捐50万，但当年实际收得18万元，此外政府拨款1万）；1944年募得共48.7万元（法币，上年赴沪募捐款已收得50万，除去上年所用则余38万元，再加本年所募得款项7.2万元，另还向县府借款3.5万元）；1945年募得500万元左右（储币），此时储币价值已是一落千丈。
[34]参见丛小平在研究清末学堂教育时对于公立、官立及私立的性质定义。丛小平：《从母亲到国民教师——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公立女子师范教育》，《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35]奉化孤儿院成立后，时隔不久（1928年），就将筹办经过情形并附院舍图两张、简章两份，呈省政府备案。“六月十六日奉县政府建字第四五零号令，以奉民政厅二三〇四号令，开该院董事长孙振麒等筹设孤儿院，专收无告孤儿，施以教养，热忱毅力，嘉许良深，所拟章程亦切实周妥，应准备案云云。”同年政府任命孙振麒为孤儿院董事长，并发有任命书。《奉化孤儿院院史及大事记》，旧2-7-38，奉化档案馆藏。
[36]参见夫马进及梁其姿两位学者对于明清善会善堂的研究。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7]清代前期，以个人自发结社经营的方式较为普遍，但到了雍正（颁布推广北京育婴堂及普济堂的上谕）之后，育婴堂的官营色彩越来越浓。
[38]《鄞县县政统计特刊》第二集《弁言》，转引自孙善根：《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页。
[39]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51页。
[40]“岸本美绪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机能的同型性’结构。岸本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国家或社会都致力于地方的安宁和协调，因此两者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参见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