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边地将门发展概略
长安种氏本为典型的文官家族，种世衡“曾祖存启，河南寿安令。祖仁诩，京兆长安令，赠太常博士。父昭衍，登进士第，累赠职方员外郎”[3]。家族最初主要活动于河南洛阳，直至其季父种放隐于终南山三十余年，居长安豹林谷，家族的活动空间才转移到了陕西。真宗时，种放还曾“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至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4]。后来，虽然徙居嵩山天封观侧，但“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5]。种世衡“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学称”[6]，应该是自幼跟着种放在陕西长大，对西北山川形势等应颇为了解，其修筑青涧城的建议也体现了这一点。种世衡也借修青涧城的机会，从签书同州鄜州判官事迁内殿崇班、知城事，从文官转为武将。
据墓志记载，种世衡娶刘氏，“男八人：长曰古，文雅纯笃，养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风；次曰诊，试将作监主簿；曰咏，同州澄城尉；曰咨，郊社斋郎；曰谔，三班奉职；皆有立。诉、记、谊三子尚幼。一女，适西头供奉官田守政”[7]。其长子种古，在世衡卒后，被录为武职，历环庆、永兴军路钤辖。种谊，熙宁初补为三班奉职。种诉和种记则没有相关的入仕记载。但从其他诸子的仕进来看，种世衡子辈中最初是文武兼有，但后期以武将为主。
种世衡的孙辈中，知名者有三人。种朴，种谔之子，“以父任右班殿直，积劳，迁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河兰会钤辖兼知河州，安抚洮西沿边公事”[8]。种师道与弟师中，均为种记之子，二人都是在抗金之战中赫赫有名的将领。种师道曾在钦宗朝任同知枢密院，种师中也在此时任河北制置副使。
种世衡曾孙辈中，仅有五人见诸史籍。种师道二子，浩为迪功郎，溪为保义郎、閤门祗候，皆已官而卒。其从子洌，承议郎；湘，知叙州，卒于任；另一从子浤，官职不详，朝廷令其奉祀师道。种师道之孙彦崇死于兵，另一孙彦崧早夭。
陇干姚氏家族起家者姚宝，好学知书，长于骑射。累立战功，获仁宗召对便殿，擢左侍禁、陇干都巡检。仁宗庆历二年（1042），他与葛怀敏同陷于西夏军队的包围，并殁于定川寨之战。“朝廷恻伤，优制赠某卫将军，厚恤其家，官诸子弟者几人。”[9]姚宝娶同郡杜氏，生三子：次子姚熙，早卒；长子姚兕与三子姚麟，兄弟二人俱有威名，关中号称“二姚”。
姚兕字武之，因父荫补为右班殿直，为环庆巡检。先后在兰浪、荔原堡、大顺城等战役中立功，神宗召入觐，“试以骑射，屡中的，赐银枪、袍带。迁为路都监，徙鄜延、泾原”[10]。后攻河州、交趾有功，又与种谊合兵讨鬼章于洮州，破六逋宗城，真拜通州团练使，卒于鄜延总管任上。
姚麟字君瑞，也曾参与河州之役，积功至皇城使，为秦凤副总管，后从李宪讨生羌，擒获冷鸡朴，转东上閤门使、英州刺史。灵州之战，因高遵裕败还，降为皇城使。元祐初，擢威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历步军司、殿前司都虞候，步军司、马军司副都指挥使，寻拜武康军节度使、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徽宗时，进殿前司都指挥使。
据《姚宝神道碑》记载：“二子以才略相继取贵仕，七孙皆用战多补官。”[11]但其孙辈中仅姚兕二子姚雄和姚古见诸史籍。姚雄字毅夫，“少勇鸷有谋，年十八即佐父征伐”[12]。金汤、荔原、安南、泸川之役，皆在军中。后又策援章楶于平夏城，解王赡邈川之围，加复州防御使。后因议弃河湟，停官，光州居住。会贺州团练使、知鄯州高永年死于敌，起为权经略熙河、安辑复新边使，累迁步军副都指挥使、武康军节度使，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间，更十六帅，唯雄三至，凡六年。”[13]其弟姚古，亦以边功，官至熙河经略。靖康元年（1126），金兵入侵，姚古与种师中及折彦质、折可求等勒兵勤王。后任为河东制置使，与种师中援太原，但因失期不至，导致种师中兵败而死，姚古也遭弹劾，广州安置。
姚宝的曾孙辈中，仅姚平仲较为知名。据陆游所撰《姚平仲小传》记载：“姚平仲，字希晏，世为西陲大将。幼孤，从父古养为子。年十八，与夏人战臧底河，斩获甚众，贼莫能枝梧。”[14]应该是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时有“小太尉”的称呼。后跟随童贯平定睦州方腊起义，“平仲功冠军”。钦宗即位，金人入侵，都城受围，平仲欲夜劫金营，失利后，“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15]，直至逃入蜀中大面山，“度采药者莫能至”，才安下心来。南宋乾道、淳熙之间，方敢出山。
河西高氏，世居绥州。自宋初高文岯，“始为本州衙校，以计破叛羌逆谋，杀其爱将，卒完城以归于本朝。太宗嘉叹，委以边任，终汝州防御使，累赠定国军节度使”[16]。在他卒后，虽然因“久在石州”，而由其长子继升继领父任，但高氏家族已经散居在延安、绥德、平阳等地。
文岯第三子高继嵩，“字惟岳，以将家子，结发从戎，有志于功名。故历任未尝不在边要，而所至有威声，治状可述”[17]。先后任秦州、环州、晋州、原州等巡检，累立战功。仁宗召见，授昭州刺史、知庆州。并受到龙图阁学士王博文及韩琦、范仲淹的推荐。继嵩有八子：永信、永友、永诚、永坚、永洙、永奇、永亨、永容，均袭武职，其中永亨与从子高永能较为知名。
据《宋史·高永能传》载：“高永能字君举，世为绥州人，初伯祖文岯，举州来归，即拜团练使。已而弃之北迁，其祖文玉，独留居延川，至永能，始家青涧。”[18]永能先后参加过绥州、米脂等战役，后战死永乐城，其子世才，永坚子子通、选，永洙子逢等均在此役战殁。永能子高世亮，后为皇城使、忠州刺史，孙右班殿直昌朝为右侍禁，借职昌祚并为右班殿直，孙昌裔等继续在军中任职。永能从子洵，大观年间任皇城使、晋州兵马钤辖。
综观以上诸边地将门的发展历程，种氏由文官转化而来，自种世衡起，三世为将，经历六朝。种氏将门的重要成员几乎全凭家世而晋身[19]，是其家族延嗣的特点。而且，祖孙三代基本上是在西北边疆地区出任武职。姚氏为典型的武将世家，祖孙四代多自幼便生长于军中，惯于战斗，基本上以军职在宋夏边疆征战，家族也主要依靠军功延嗣。高氏与姚氏类似，祖先事业虽不太显，但宋夏战争也使得家族有了发展的机遇，高永能一支逐渐在青涧城发展壮大。虽然高氏各支居住分散，但这并未阻碍他们在军事上的共同进取。
总而言之，虽然上述边地将门起家有早晚之分，进入边地将门的方式也各有不同，但发展过程却无大的差别。他们都是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崛起的，其家族的发展延嗣也基本与宋夏战争相始终，种氏、姚氏家族在宋末抗金的战争中还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与之同时起家的其他将门，如狄青、郭逵等，子孙多已默默无闻了。这些边地将门世代在边疆统兵，一方面是受宋夏战争影响，另一方面，与这些家族本身的在地优势也是非常相关的。
在地优势是北宋统治者羁縻西北边疆各边圉番落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各边地将门赖以生存和长期延嗣的根基所在。但是，这种优势也随时面临威胁。失去所据之地后，家族的发展就会完全呈现另一种光景。如麟州杨氏，其家族向文官的转化即是在失去世代固守之麟州的背景下发生的。仁宗朝以来，新兴的边地将门并不具备父子世袭的特权，但他们世居边陲，根据时势需要，利用自身条件，也可以建立自己家族的地方基础。
如姚氏家族，在真宗景德年间，便已经在陇干地区进行开拓。当时正值曹玮守镇戎军，“规画于要害之地立堡寨”。而姚兕的祖父“少以武健称，其挽强中远，盖有绝于人者，故乡里皆以硬弓目之，羌戎与相遇，辄惴栗不敢校”[20]，应该是当地豪强中较为尚武的家族。曹玮知其可用，便建议他：“若知六盘山西良田万顷，久陷虏疆，若能以力开拓归中原，则世为边圉将，不亦善乎！”[21]“于是，发私财募五原子弟千余人，大城陇干，遂辟其西境四十里，筑垒其傍，土人谓之姚氏堡。”[22]虽然姚兕的祖父仅得到四寨民兵巡检的差使，但却为其家族后续的发展建立了根据地，正所谓“功显名晦，必将有后”。
姚兕父姚宝，“好学知书，长于骑射，以翘（骁）勇继父任”[23]。虽然没有进一步开拓疆土、修筑城寨的活动，但姚宝在对周围番部招徕或作战的过程中，为姚氏积累了不少人脉和声誉。他曾前后降党留生羌，破烟景云等番部，功名居最。康定元年（1040）春，募死士在东沿川伏击西夏军队，“其获生口，悉留不杀，亦不自言功。由是边人叹服，而谓有阴德”[24]。而姚宝在战场上也表现出过人的勇气，往往身先士卒。平日自誓之志：“凡被坚执锐者，望敌闻声，便当奋击，何暇自营顾虑，而以躯命为计乎！苟不负国家，虽死寇仇，吾得其所矣。”[25]这点似乎是姚氏的家训，在其子孙身上也多有体现。子姚兕、姚麟均战功卓著，孙姚雄、姚古，也勇鸷有谋，以边功仕进。苏颂在其神道碑中评价也颇高：“古人所谓援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者，其将军之谓乎！”[26]而这对提高姚氏家族的声望是显而易见的：“朝那故里，泾水之涘。丘坟在焉，过者必止。陇人有言，姚为壮门。功名才武，父子弟昆。定川之殿，众怀忿怨。视彼雠方，终期荡殄。请碑道旁，以警诸羌。忠义所激，人思奋扬。”[27]
通过以上诸种经营，姚氏逐渐获得了西北豪杰的广泛认同。据陆游所记，姚古之子姚平仲曾与童贯不协，而导致童贯的不悦，并因此“抑其赏”。但这并不影响姚氏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然关中豪杰皆推之，号‘小太尉’”[28]，足以看出姚氏家族在西北边疆的影响与优势所在。这种影响与在地优势，反过来又会对其家族及其成员的发展产生推动，正如《姚古昭庆军节度使加食邑实封制》中所言：“世禀山西之气，众推河右之功……系执豪酋，荡平种落，坐据襟喉之地，潜销疆场之忧。”[29]正是因为如此，姚氏才成为世代为北宋朝廷所倚重的边地将门。
高氏世为绥州人，高继嵩在番部中也享有很高威望，在其徙任原州驻泊都监兼沿边巡检使时，“先是，环州招降吐蕃酋豪数十族，闻公来，竞越境奔走，持物以献……其威惠感人心如此”[30]。其名望也使得羌人往往望风而逃，边境清肃，“民立生祠，至今奉祀不怠”。[31]其从子高永能，虽然始家青涧，但“所领多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敌则身先之。下有伤者，载以己副马，故能得其死力”[32]。他也颇为边人所喜爱，远近之人喜言其事，称呼他为“老高”，“及死，边人无不痛惜”[33]。
种氏虽然自种放开始便主要活动于陕西，却并没有姚氏“开斥土境，隶我中华”的根基，也没有高氏这种亲旧部曲。种世衡作为自文臣改秩的武官，通过亲冒矢石的拼杀来博取功名也并不现实。不过，种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营造类似的在地优势。北宋的边防政策调整就是种氏家族建立地方基础可资利用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