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涉
校长屈映光闻讯后立即赶回学校，因被阻无法入内，立即上书台州知府许邓起枢请求查办；并向省里要员控诉“法教士李思聪偕同痞棍多人来堂，捣毁校舍，抢劫校具，涂抹校名，斥逐校员，大肆凶横，形同劫盗”，疾呼“事关大局，务乞主持”[15]。临海教育分会会长周继濚致电省上官员，称“法教士率领多人，蹂躏新改官立印山学堂即旧名毓才，连日聚积凶徒，几同盗劫，谣言四起，学界恐甚，乞赐主持”[16]。台州士绅杨晨等人请求上峰“速催法领事饬李教士即将学堂交出，以便开学”[17]。天台县秀才陈钟祺则呈函浙江巡抚，“印山案非省札委干员不办”，请速派专人前往查办。[18]
台州知府许邓起枢在案发后向浙江巡抚等禀报，斥责“此举动野蛮已极”，指出“学堂既被霸占开学无期，学界震动深恐激成巨变”，希望省里大员早日出面协商，督促李思聪等人“将学堂让出，免致学界冲突”[19]；还派人捉拿参与捣毁学堂之教民方映川和阮老岳。浙省提学使支恒荣接获台州教育分会来电后，回电台州知府“谓此案抚宪已饬洋务局磋商赵主教转饬李教士，将学堂让出自有办法，望传谕教育分会及该校长静候毋躁，免生暴动”。[20]
法国驻沪总领事喇霰在案发后电告浙江巡抚冯皓，诬称“海门学堂被地方官夺管”，导致“民心不平，易滋事端”，请派人查明办理。[21]因台州知府擒获教民方映川和阮老岳，“该处教民纷纷逃避，家内物件均被抢去”[22]，法国驻沪领事馆又电函浙江巡抚冯皓请其保护教民。浙江天主教副主教田法福致函宁绍台道张鸿顺，诬蔑士绅黄崇威、陶祝华等霸占学堂，“其居心凶狠甚于盗匪”，叫嚷李思聪“将该劣绅等所派之数十名凶理（手）令退出”为正当之举；并极力替李思聪之所为辩护，首先“竭力捐助，又借与英洋六百元正”，其次“创建学堂乏地，由众绅议定将旧有之印山义塾立据出助与李教士，立有签字文据”，再者“盖造洋座，购置图籍仪器，聘请中西教习，一切开办与常年经费，均由自资，分文不求于地方绅士”，最后“此学堂专为裨益贫寒子弟造就人才，所以凡入学者但取膳金不收学费，历三四年相安无异”；要求台州府县切实保护李思聪及其所办学堂，“严提该劣绅黄崇威、陶祝华到案，儆刁横而照约章”。此函将矛头指向以黄崇威、陶祝华为首的海门地方士绅，称其“横行强夺”甚于盗匪，并指出印山学堂由李思聪租地创办，立有字据，与地方官绅无关，借此宣示对印山学堂拥有主权。[23]
浙江巡抚冯皓告知法国驻沪总领事，“海门绅士前请李教士代办学堂，地系公产，费系公款，嗣由李教士不知担任，宣告推归地方自办，经王梦兰等函禀请款接办”，强调“此次李教士忽尔翻异，学界难免忿激”，希望“和衷商议，以裨学务而昭公道”[24]，且“台州地方官系拿平日滋事之人，与安分教民无涉”[25]。他还在公文中明确表示“印山书院（即印山义塾）原系官地官产，地方绅士无权私相授受，拟改学堂必须禀官立案批准为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梦兰等与法国教士李思聪联合办学，改为毓才学堂，“无论有无字据，未经官为批准，均属私人交涉不足为凭”，即使“王梦兰挽法教士相助，权自我操，主客亦自分明”；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思聪退出办学，由娄震曜等接办，“所有王梦兰挽同李教士襄助字据不能再生效力”，后来“屈映光接办学堂，改为印山商业，所有校具等项由王梦兰点交与喻从九”，更与李思聪无关；李思聪“忽图翻异，率众占住校舍，驱逐校员，难保无喜事华民从中播唆，以致轻举妄动”，且“自愿交出在前，万不能重行占住，致伤绅学两界”；李思聪虽然出钱盖了“洋房二座，购置图籍仪器等”，但“当时海门绅商亦经捐募一千四百余元”，追问“其所造洋房究竟建筑工料若干？教堂曾出若干？绅商曾捐若干？”[26]面对复杂的案情，浙江巡抚冯皓饬令宁绍台道派员主办该案。
因传教士李思聪在自辩中称其强占学堂系奉浙江天主教主教赵保禄之令。为此，浙江洋务局[27]致函主教赵保禄强调“印山学堂主权在我，理由既甚完足，证据又极确凿”。其一是“印山书院，原系公地公产，地方官有完全主权，绅士不禀明地方官，无权私授与人；教堂不禀准地方官税契盖印，亦无权承受公产，其理甚明”。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梦兰等与教士商量改印山义塾为毓才学堂，“无论有无字样，未经地方官承认，均属私人交涉，不能损及公产所有之权”。其二是因“学务处禀定学堂章程，非官办学堂无由出身”，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思聪自愿将学堂交出，由娄震曜接管自办，并将毓才学堂改名育才学堂，所有从前捐助已无效力。光绪三十三年（1907）育才学堂又改为印山初等商业学堂，派校长屈映光接收，此次学堂接收“系接自娄震曜，非接自李教士”，李思聪“竟越权干涉，占据学堂，岂非大错特错？”至于六百洋元捐款，“系教堂捐助地方公益之事”，与学堂毫不相干。[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