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试图对用于人文科学研究和写作的解释现象学方法作一介绍和描述。受欧洲及北美某些学术思潮的影响，本书提供了教育学背景上的研究概念，以作为研究日常生活经验的起点。按照解释现象学方法的观点，解释现象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是无法与写作的具体实践相分离的，因此，符号学的方法便成了这种研究的方法之一，不过，从教育世界实践性质的要求上看，这种研究形式并不能形成完整的哲学或抽象的理论。

我是在荷兰学习教育学时接触人文科学、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在60年代，教师教育中主导性的研究方法在德国叫人文科学教育学，在荷兰则叫做现象学教育学（Fenomenologische Pedagogiek）。德国人文科学教育学的传统方法是解释学的，而荷兰的“现象学教育学”则更富有描述性特点或现象学取向。本书反映了两种传统的内容和特点。然而，欧洲教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根本不考虑方法问题。凡采取解释现象学方法研究教育的学者（Langeveld，Beets，Bollnow），经常对教育生活世界中家长与孩子、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作出审慎的描写，但他们对于诸如方法问题或怎样进行学术研究却并不过问。在60年代末，由于特定意识形态及社会压力的原因，德国的现象学教育运动及荷兰的现象学传统降温，这一方面是受了北美行为主义的影响，一方面与正在德国兴起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关。虽然形式已有所不同，但早期人文科学的风格在最近又有所恢复。(https://www.daowen.com)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我与一些同事及朋友的讨论，他们是同思·贝克曼（Toh Beekman），巴思·莱维瑞（Bas Levering），安东尼纳特·奥伯格（Antoinette Oberg），赫默特·达奈（Helmut Danner），罗伯特·伯彻（Robert Burch），阿兰·布拉姆（Alan Blum），等等。尤其是与我一起工作的学生们激励了我，他们中的一些人已成了我的好朋友和同事，特别是大卫·斯密斯（David G.Smith），凡吉·伯格姆（Vangie Bergum），卡罗·奥森（Carol Olson），罗德·艾文斯（Rod Evans），斯蒂芬·伯德森，（Stefan Baldursson）金姆·克瑞臣克（Kim Krawchenko），迟祖克·麦达（Chizuko Maeda），米基奥·福吉塔（Mikio Fujita）及斯蒂芬·斯密斯（Stephen Smith），他们分别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帮助我使人文科学教育学的研究成为如此迷人的尝试。我还要感谢杰夫·梅伯恩（Geoff Milburm），正是由于他的信任与鼓励，才使得该书得以问世。

作者和出版商还要感谢费利斯·赛斯勒博士，他允许我们重印了《与孩子在一起：一位母亲的日记》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在本书（指英文版——译注）的第72-73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