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意义所在
“人文科学”一词来源于德语的Geisteswissenschaften。它由三部分组成：Geist.wissen·schaften。Geist可译成英语中的思想（mind）和精神（spirit）。但这不能完全译出Geist的含义，它还包含人类内在的品质和精神的升华。相反，英语中的思想具有认知意义，而且语用含义丰富。Geist的意义是繁多而复杂的，可以在多种表达方式上得以体现。如Zeitgeist意味着时代精神（spirit of the age），de Heilige Geist意味着神圣的精神（Holy Spirit），geistig指处事的机警、机智，也可用来指笼罩在家庭、学校这样的生存空间中的情感和道德气氛。保尔诺（Bollnow，1974）指出人文科学知识不单指智力。知识应是geistig——其深度涉及心灵、精神，囊括人生存和探寻的所有方面。Geisteswissenschaften翻译为人文科学是为了避免对geist仅从认知方面的狭义解释。
Geist一词具有客观性的一面，当我们意识到对世界的体验具有共享、历史的特点时，这一点变得尤其明显。人类往往从艺术、科学、法律、医药、建筑，尤其从语言等方面表达对世界的体验。从语言中他们会发现一个已经由意义构建着的世界。我们不要以为所谓客观的geist就是一种绝对的概念，geist是历时人类生活的一种现象：它回答了我们是谁的问题，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那么，本书中教育人文科学情境下的geist的意义与内涵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将人作为真正的“人”来看待和研究。人不仅赋予万物以意义，而且也从万物中获取意义。换言之，世间万物从不同的角度被人类体验着，与此同时，人类又以体验为基础，不断地对万物加以理解与改造。
Geisteswissenschaften中下一个语义成分“wissen”意味着“探知”（knowing）或“知识”（knowledge）；schaffen意味着“创造”（creating），“产生”（producing）。Wissenschaften通常被译为“科学”，这种直译的方法存在着某些问题，当一个德国人说wissenschaften一词时，与北美人所说的“科学”并不产生相同的意象，相同的思维活动。在德语中的wissenschaften通常具有包括艺术、人文科学在内的更广泛的意义，因此德语中的wissenschaften不能在英语中得到准确的体现，这是因为在北美“科学”一词直接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相联系。因此，如果不能确切地意识到“科学”的丰富内涵，无疑将会错误地理解“人文科学”。
指向教育的人文科学的显著特征是：它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工作紧密联系生活实践。同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经验主义相反，人文科学并不把理论视为超越实践、驾驭实践的产物，而是认为理论是加强实践的。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则是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席勒马赫（Schleiermacher）说：“实践的完整性并不依赖于理论，但是，实践可以在理论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其主动性”（1964，p.40）。他还指出：“理论自身并不能控制实践，教育的任何科学的理论总是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理论只是在实践完结时才有了自己的空间”（p.41）。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现象——理论总是姗姗来迟，不能以一种技术性和工具式的方式来指导实践。因此，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实践中，总是对理论表示困惑。但是，从一种非技术性的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无助，因为理论早已存在，并指导了我们的言语行为。
这是否意味着人文科学不如行为主义或经验主义科学那么具有理性和那么严密呢？答案在于对人文科学理念的评价标准。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看，人文科学似乎显得无序可言，但是，两者的标准是不同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别了。科学的判定标准束缚着科学发展的水平，限制着我们的研究，限制我们将研究更加科学地理念化。人文科学理念（如事实、方法、理解、客观性、主体性、有效会话）的意义、分析、描述、解释、写作和文本的意义总是在一定的理性景观中得以理解。行为主义科学中的理解要比人文科学更倾向于狭义的解释，这经常引起了感性与理性的冲突（e.g.，Wilson，1970）。人文科学的哲学家们主张对“事实和理解”进行更广义的理性解释（e.g.，Gadamer，1975；Ricoeur，1981）。而人文科学批评家们却坚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人文科学中的会话总是模糊的，充满歧义的，而且观察测量的数据不精确，组织松散，无理性可言，不能称之为科学……
无疑，在指向教育的人文科学研究中，现象学、解释学、人种志的主体可能不符合任何理性的标准。从事教育人文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们反对任何的标准，他们声称，他们研究的不是理性的科学，理性主义是理智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纯科学的，是对直觉的抹杀，是对真理的过度概括。这些人没有看到理性主义，否认理性的标准意味着承认人类不存在达成共识的基础，同时也以为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人类不需要用反思和规则的方式给自己定位。
在本文中，我不否认我们需要理性的基础，但我将试图拓宽对理性概念的理解。因此，指向教育的人文科学再一次重新定义如“客观性”、“主观性”等的意义，在事实与价值、经验与标准之间架起一座相互联系的桥梁。
因此，相信思考的力量就应该首先承认在复杂神秘的生活中，需要思考的存在。人类生活需要知识、反思和思维，以明了生活本身及其复杂的最终的神秘本质的意义。只有天真的理性主义者才认为生活的现象是透明的，可以用完美的理论概述，这就是为什么一门试图公正地描述人类各种经验的人文科学不能在一种理性的概念范围内运转的原因，因为这种理性的概念仅限于对人的理性的知识性理解。同样，思考的语言也不应加以限制，只允许使用一种正式的论述方式，去试图用一个平淡抽象的概念和逻辑系统来捕捉人类的经验，这样只会短视而不是加深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许多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形式都因为囿于科学理论化的条条框框和术语而变得死板，将人类生活的生动意义反而掩盖起来，最后生活自身都无法辨认出来。很有必要指出上述的情形，因为人文科学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常被指责是模糊的、不精确的、不严密的和充满歧义的。当梅洛-庞蒂、海德格尔、莱文纳斯和德里达这样的大学者用似乎捉摸不定的诗化的写作风格、方式描述抽象的事物时，就充分体现了人文理性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同样值得提出的是，这样的写作风格也存在着危险：个人才智的有限及学术经验的欠缺使得他或她意识不到自己写作中的迷惑、文辞华丽及自我放任。(https://www.daowen.com)
此外，我们应该承认，人文科学对于准确、精确及严密有自己的标准。在定量科学中，准确与精确往往作为界定测量与设计精良的标志。与此相对，人文科学则尽量追求对具体事物丰富性与完整性的解释性描述，尽量使概念的基本本质达到完善。“严密”的本意是“坚硬”、“硬度”。严密的科学研究基础被认为在方法上是严谨的、严格的，不与“主观性”和定性研究妥协。“硬数据”指最能反映数量单位或可观测到的测量的知识。与此相反，人文科学研究只有在道德和精神的意义上是“强硬”的时才是严密的。只有当一个人文科学的文本有勇气追求某些理念的独特性和意义时，才算是严密的。如果一个人并未准备坚持什么，那么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同样意味着，人文科学研究会以“轻柔”、“深情”、“微妙”和“敏感”的方式将生活现象的意义带入我们的意识。
我们生命世界里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生存时间、生存空间、生存个体和生存的人际关系的体验）是超出语言因而也是难以描述的。因此，细腻的敏锐性非常必要：“巴尔扎克、普鲁斯特、法莱利和塞尚（Cezanne）的作品都是非常用心劳苦的——因为需要相当的专心和好奇，相当的知觉力，认识世界或者认识意识形成过程的相当的意志力。”（Merleau-Ponty，1962，p.ⅩⅪ）这一切给予了人类现象学以基本的魅力。解释现象学试图完成一种似乎无法完成的工作：构建一个对生活世界的某一方面完整的阐释性描述，而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生活世界总是远比任何揭示生活的描述要复杂得多。现象学的还原告诉我们，完全的还原是不可能的，完整的最终的描述也是无法获得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放弃所有的人文科学，我们需要更多的活力来继续这项事业。
解释现象学感兴趣的是在生活世界里我们发现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它不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可以利用实验或者人造的测试环境，人文科学希望直接面对人本身——男人、女人、孩子——那些在他们生活世界里的人。换句话说，现象学的出发点在于情境，对嵌入在这个情境中的一个典型的意识节点的分析、阐释和说明。有的时候，一个研究者或者理论家就像传说中漂流到陌生异域的旅人，回到普通大众中间来告诉他们有关这世界本来面貌的迷人的故事。正因为此，那些探索微观物理学、宏观物理学甚至是天体物理学，或是探索计算机科学惊奇世界的身穿白大褂的自然科学家，总是给人一种令人敬畏的感觉。相反地，人文科学家并不到每个地方去，他或她就在我们的世界里与我们同享生活。而且，也不能说人文科学家没有引人注目的故事。那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最为普通的，最为想当然的，与我们直接息息相关的故事难道不正是最迷人的故事吗？
现象学引证我们直接普通的经验，是为了对那些于我们最普通、最熟悉、最不证自明的东西实施结构化的分析。目的是对我们在生活世界中碰到的人类的行为、意图和经验进行一个活泼生动的、启发式的文本描述。为了这个目的，人文科学家经常利用诗人、作家、艺术家或是电影摄影师的作品——因为在这些材料中可以找到特定情境中的人，可以浓缩的、超越的方式找到各式各样可能的人类体验。荷兰的心理现象学家拜登狄克注意到，比起社会心理科学书籍和杂志中那些典型学究式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一些伟大的小说家（譬如陀斯妥也夫斯基）那里获得更多的心理学见解。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把普通的人类经验变换（小说化、诗化、再塑造）得林林总总。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人文科学与诗歌、小说和艺术作品混为一谈，也不是说可以将诗歌、小说和艺术作品看做是人文科学的一种形式。虽然文学家的叙述和人文科学家的叙述都在置于情境中的人和生活那里找到引人入胜之处，但是他们叙述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他们期望得到不同的认识结果。差别在于现象学的目的是明晰和找寻意义的共核，而诗人和文学家则保持含蓄和特殊。这也许是许多诗人、作家或艺术家不愿意与这些评论家对话的原因，因为他们总是试图从某一具体的诗歌、书籍或绘画中寻求到普遍的道理。这种区别部分地源于现象学是在另外的直接意义上处理事物。林肖顿（Linschoten，1953）在为现象学人文科学定位时曾经说过：“人文科学开始之时，正是诗歌消亡之处。”
现象学研究和写作是一项工程，在这里，关于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通常科学要求或标准需要重新构想。在人文科学中，客观性与主观性（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两类。研究者在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的“客体”中可以找到两者的意义。因此，所谓的“客观性”即研究者对客体的“趋向”（oriented），客体就在研究者的面前。客观性便是研究者对客体的“真诚”，研究者必须具有保证和保护客体真实本质的意识。在研究者要表现、描述和解释某一客体的时候，必须忠实于它——意识到任何人都容易被外在因素误导、诱惑或迷惑。“主观性”则指研究者在表现或揭示客体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时能够保持知觉性、顿悟性和洞察性。主观性还指我们对研究的客体具有强烈的独特性和个人色彩——避免被先入之见所控制、所征服或变得模棱两可、自我放纵。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人也许应意识到，“知识”、“科学”、“理论”和“研究”的真正意义是建立在不同的假设之上的。在本书中我们并不坚持传统的实验或行为科学的观点，将研究视为一个归纳的过程，先产生经验的概括，然后再形成或建成理论。同样，理论也不是哲学家或理论科学家演绎或推理的结果。研究和理论化倒是经常可视为互换的概念，因为在各种人文科学活动中它们都是对生活经验的反映。有时重点应放在“从事研究”（doing research）上，比如，我们经常卷入了对访谈的所谓资料收集或对文本的精心分析上，在另些时候，当旨在表达（说或写）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时，我们便会更有理论味。
在自然科学或物理科学中，新的或改进了的理论经常会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计算机技术便是理论进步的好事例。在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中，类似的进步有赖于知识的进展。那么，什么是现象学人文科学研究的进步呢？这绝不意味着好的人文科学就能带来人的行为调控的进步，事实上往往相反。人文科学试图找到能够识别人类生活自由存在的原则，并自觉地将人解放出来，因为人类已对特定的经验或现象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他们更难接受别人的调控。
然而，现象学人文科学也同样有自己关于进步的概念。这便是使人类的生活具有人性化，使人类的机构具有人性化，以帮助人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从而可以更好地应对环境。换言之，本书所倡导的人文科学研究，可以帮助从事该研究的人产生“对行动敏感的知识”。虽然这种知识可以写下来并以文本的形式加以呈现，但它必须是活的，必须生活于与文本对话的人类生活之中。在第七章，我们专门描述了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写作该怎样创造方向明确的、生动的、丰富而深刻的文本——这种文本能够唤起阅读者与之对话。斯特劳斯（Straus，1966）曾用“路径”（pathic）描述过世界的“邀请性”特征，例如，凉水邀请我们去喝，海岸邀请孩子去玩，一把舒适的椅子邀请我们疲惫的躯体陷入其中，等等。同样，一个现象学人文科学的文本邀请我们与之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