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假说与常识（pre-understanding）的说明
对于现象学探寻的问题而言，不是我们对希望研究的现象知道得太少，而恰恰是我们知道得太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通常意义的”现有的理解、前提、假设和现存的科学知识体系促使我们在尚未领会现象学问题的意义之前就着手解释现象的本质。表述这一困境的另一种方式是科学知识与常识总是认为自己足以解释现象了，例如，它们在尚未首先精确理解做父母意味着什么之前就认为自己已经足以解释养育现象或足以解释父母做了什么或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了。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悬置这些认识或者将它们“括弧”起来？胡塞尔首先是一位数学家，他用“加括号”这一术语来描述人们必须怎样抓住现象，并将我们对现象的已有的知识置于括弧之外（1970b，pp.33-42）。但人们如何才能够排除对已选择出来用于研究的经验所知道的一切？如果我们只是努力去忘记或忽略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可能会发现，前提假设会不断地潜回到我们的反思活动中。更好的策略应该是使我们的理解、信念、偏见、假设和前提理论都明确化。我们努力调和我们的假设，不是为了再忘记它们，而是为了将它们抛掷一旁，质疑这些知识，揭示其肤浅性、矛盾性和其他掩盖起来的特性。
例如，我查阅了育儿专家们的大量研究文献，我注意到它们大都不提关于养育的意义问题，它们倾向于给各年龄阶段儿童的父母提供建议。我还注意到养育通常被视为一项可以教授的关于“如何做”的技巧，因此，许多畅销书被冠以《有效的育儿训练》、《如何对待多动症儿童》、《如何对待成长中的青少年》、《严厉的爱》之类的书名。然而，不管这些书的内容编排得如何具有实践性，都未必能使我们更进一步深入理解养育的本质。
研究文献中有四个隐喻主导了有关养育的研究。（1）儿童心理学家认为新生儿仅仅具有原始的感觉功能。他们往往建议父母为婴儿提供良好的身体呵护，但是儿童的房间却往往是一个枯燥而空洞的地方，仅仅放置着一些奶瓶和一张幼儿床。称职的父母看起来似乎就是那些好好照顾孩子身体需要的那些人，甚至连“母爱”也被简化成了某些有形之物（哈洛为了研究抚摸的重要性而实施的金属猴和布猴的对比实验可资见证）。然而正是哈洛（Harlow，1965）和鲍尔比（Bowiby，1978）所作的此类研究重新发现了母乳哺育对于营养和情感联系的重要性。即使今天仍有许多外行人相信，婴儿，至少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大的婴儿，不能获得关于周围环境的清晰的意识，因此，在某个时期养育的本质被认为主要是为儿童提供身体养护。（2）养育主要是由我们对儿童所采取的一系列态度、照料和某种倾向所组成，随着这种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有关身体的隐喻逐渐为心理的隐喻所替代。例如，母亲们被告知，母爱和适当的感情在儿童正常的健康发展中非常关键。（3）接着，隐喻又向身体回归。但现在排除了其中那些琐屑的功能，从而出现了养育即激发的隐喻：通过行为技巧和刺激性环境来激发被动反应的儿童。例如，做一位好的父母意味着通过行为奖励技巧来强化积极的行为。（4）最新的隐喻是从语言学中借用来的。它把养育的核心界定为交谈或对话，在慢速回放录像的辅助下，心理学家发现，婴儿与母亲相互作用、交流的花样和微妙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这种研究产生了一个新理论，即婴儿与他们的照看者之间身体面对面的或眼神的接触交流对于儿童的发展非常重要。
但是就养育的本质而言它究竟说出了多少呢？看起来，为了寻找共同特征，有关养育本质的研究的基本要素主要是由一种隐喻变换成另一种隐喻以尝试发现共性所构成的。研究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发掘养育本质概念的生产性要素方面。不管是出于何种思想的原因或社会历史环境，这些观念终究会被看做仅仅是其诸多方面之一。或者说，曾经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看来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一种观点，尽管这些方面的深层意义仍然不得而知。致力于养育本质研究的心理学家看起来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模糊性。回顾了几十年有关养育本质研究的结果之后，谢弗（Schaffer，1977）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作了这么多的研究努力，有关养育本质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他说：“更为本质的东西被忽略了。”他继续严肃地讲道：“问任何一位母亲她认为做母亲的本质是什么，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爱’。但奇怪的是，母爱至今仍未成为可研究的对象。”（p.79）谢弗或许是正确的，但即使是那些认为养育的本质在于“无法触及”的爱的人仍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认知论上的虚无主义。无论如何，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们仍不会知道爱为何物。母爱被描述为一种文化驱动现象。从好的方面来说，母爱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性习得行为，从坏的方面来讲，许多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母爱是男性为了将女性捆绑在其丈夫和儿女身旁而进行的一场历史密谋。
这种驱使我们不断探索真理的相对的、历史的、建构的和社会特性的认识论虚无主义看起来似乎是以忽略深入探究解释学事实为代价的，但是从现象学角度来看，更令人当心的是：爱本身也仅仅是养育的一个隐喻而已。“爱”这个词更多的是表明我们解释某种亲密的相互作用的方式而非这些相互作用的深层意义。尼采曾观察到，一切语言，进而所有的真理和谬误从起源上来讲都是隐喻性的（1873/1954，p.46）。其实，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单词最终都来自于一些表象，因而也就显现出其隐喻性起源。我们最引以自豪的万无一失之事，我们最确证的思想，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共同点都必须承认它们的隐喻谱系。但是，语言的这种隐喻起源会导致所有的真理认为养育是任意而为的吗？真理和谬误真的不能分辨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揭示有关养育的最新隐喻以及揭开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本质。或许，在某种哲学意义上，这种缺乏基础的状况就是我们的窘境，但隐喻并不仅仅是深不可测的基础，也不仅仅是空洞的内核与语言的最终归宿。通过隐喻，语言能使我们超越隐喻的内容而达到语言通过缄默来“言说”的最本原之栖所。这种隐喻的途径就是诗与思的言说。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曾描述过词语如何发现其语义在隐喻中的局限；且隐喻也是使诗人有可能超越这种局限的语言途径：(https://www.daowen.com)
通过大胆地并且连续地运用隐喻，诗人所叙写并给予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进入他思想中的回响和反映，也即是用做喻体之物。喻体可以与本体非常接近以至于可以用来描述本体，也可以与本体关系比较疏远以便提高、拓展本体，使之更加突出。（1932，p.32）
那么，理解养育本质意味着什么呢？或许养育教育学的本原并不是通过命名或概念化就能为我们所发现、建构或辨认的。毋宁说，正是这种本原的思想意味着养育教育学必须由原始经验回归。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马塞尔（1950）所言，养育教育学并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唤醒理解的谜。因此，唤醒养育教育学之谜与其说是阐明一个问题，毋宁说是努力重获某些事物：通过唤醒精神回到其原初的真实状态，重新获得与儿童共同生活的世界的直接联系。
但是，通过将教育学或养育的本质称为“谜”，我们是否因此就给予了它更少的实体性和真实性呢？当然不是。养育之谜是可知的。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感觉、直觉、良心、意愿和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了解它，养育不单单是一个实体，也不单纯是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更不是像“爱”或“关怀”之类的一种感觉或感情。但是在我们与儿童一起的教育生活中我们却能感觉到我们称之为母育或父育之类东西的存在。这是因为教育学并不把自己本身称为实体、行为、感情或情绪，而是以这些东西为途径。养育完全是个谜，然而又是可知的。因此，养育的现象学研究项目并不是把养育的原初关系转换为清晰地定义下来的概念以消除其神秘性，而是把这种神秘更充分地带进我们的现实存在（马塞尔，1950）。这样的研究项目必须这样来运用语言，即把那些先于语言并且因此在本质上不能被转化为一系列明确的建议性表述的东西呈现给我们。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一下把养育视为爱或关照的假设。心理学家认为对儿童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父母关照的质量而非数量。这种观点应进一步确证，因为越来越多的儿童在父母工作时把大部分清醒时间在日托机构中度过了。然而，尽管良好的日托环境具有刺激性的教育本质，但日托工作人员是否能够或应该为那些托付给他们看管的孩子们提供养育经历？日托的工作人员能为儿童提供父母般的关爱吗？如果一些其他的人（如养父母、教师或日托人员）代替了“真正”的父母，那么父母之爱对这些儿童又意味着什么呢？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自然而然地就是（惟一）真正的父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