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的局限

有时人们对研究现象学人文科学方法很感兴趣，似乎它仅仅提供了一套不同的方法和工具包，来解决其实属于不同研究方法论的同一类问题。因而，说明现象学人文科学不是什么，或它不能做些什么是很重要的。

（1）现象学不是一门经验实证分析科学。它并不描述事件的实际状况，换句话说，它并不是一门经验事实和精确归纳的科学，询问何人做了何事？何时？何地？多少？到何种程度？在什么情况下？等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现象学观点来看我们对经验没有多少兴趣（这也是一种经验兴趣）。现象学知识是经验性的，以经验为基础，但它并不是由经验推导而来的。这意味着现象学超越了“仅仅”对特征细节的兴趣。例如，案例研究和人种志非常适当地关注一定的情境、群体、文化或公共场所并进行研究，以明确那儿继续什么，这一群体的这些个体或成员如何理解事物，以及他们如何在时间、空间上区别于其他类似的群体或情境。这类研究也许存在一个现象学的特点，因为它们要求人们讨论他们的经历，但是案例研究和人种志的目的是确切地描述事件或某一现在或过去文化的存在状态。而这种对事件或文化的描述可能会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发生极为彻底的变化。于是，它就可能错误地称呼“西海岸中学的现象学”，“温哥华中国城的现象学”，“多伦多儿童医院的现象学”，等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调查方法、统计和其他量化的程序，并不是进行现象学人文科学研究的恰当方式。

认识到现象学并不能被用于证实某一事实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它并不能证明一种阅读方法比另一种阅读方法更为有效，或者某些教育技术能获得更高的成绩，等等。现象学不允许经验性的概括，公文式的陈述，或功能关系的建造。现象学所允许的惟一概括就是：永远不要概括！对人类经验的概括几乎总是令人烦恼。现象学喜欢诙谐地引用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在其小说Middlemarch中所写的：是“概括的力量使人们如此傲慢而忽略了沉默的动物”（1871/1988）。概括化倾向会阻碍我们发展继续关注人类体验的独特性的理解力。

（2）现象学并不仅仅是心灵反思意义上的纯理论探索。现象学研究总是从生活经历或经验性资料中找到它的出发点。一些“思悟的”哲学也许和某种人文科学反思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象学的兴趣超越了“纯粹的”普遍性。现象学人文科学是一种西方的研究方法，也不能与某种“神秘的”或东方的洞察“世事人情之意义”的思悟之术相混淆。二者之间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西方人文科学的目的在于通过语言手段获得对具体生活经验的理解，而东方的方法运用的则是非语言脚本的思悟的方法。

（3）现象学既不是纯粹的特异性，也不是完全的普遍性。梅洛-庞蒂认为，现象学的态度甚至比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混合物更为复杂（1964）。现象学感兴趣的对象“既不是永恒的，没有现实基础的，也不仅仅是一件事，注定明天就要被另一件事所代替，因而被剥夺了任何内在的价值”（p.92）。因此，现象学就在于以个人的方式调解特异性（对具体的、有差异性的和独特的东西感兴趣）和普遍性（对本质的、造成差别的无差别的东西感兴趣）之间的矛盾。(https://www.daowen.com)

（4）现象学不解决问题。对于问题我们总是去寻求解答，寻求正确的知识，有效的步骤，必胜的策略，精确的技巧，以及可以获得结果的“方法”！如果某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为这个问题所采取的调查研究就是完备的（Marcel，1950）。现象学问题是有意义的问题。有意义的问题能够被更好地或更深刻地理解，因此，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我就能在某些情境下采取更为周全、机敏的行动。但在某种程度上，有意义的问题永远不会终结，它们始终是日常生活中对话关系的主题内容，它们需要由希望从这类知识中获益的任何人身上加以完善。

让我们找一个例子，也许能说明上述观点。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涉及“谈话”（talk）。生活中有许多谈话。谈话是人类对话的具体要素……我们可以对其内容，按一定频率出现的词语或观点等等进行录音，改编，整理，分析。实际上，当然，许多研究重点关注谈话，或运用书面或口头谈话作为它基本的资料来源。但是究竟什么是谈话？我记起我的母亲在离开我们回到她居住过的故乡的前夕曾说：“我们还不曾真正交谈过。”当然，我很明白她指什么，然而，也许我该回应道：“哦，妈妈，我们前几个星期谈得够多了。”我们在一起时，共同进餐时，出游时，拜访朋友时，当然有过许多次闲聊。然而，我的母亲是正确的，在跟我们住在一起时，我和她之间确实是不曾有过“真正的”交谈。那个下午，我们沿着河岸散步，毕竟，我们之间真正地“谈”了一次。

但是，这儿的关键或问题是什么？为了弄懂这种情境，我们需要将它作为一个“问题”进行系统陈述吗？它需要借助某种知识的运用才能解决吗？怎样才能区分“真正的谈话”和“纯粹的闲聊”？如果我们要给行为调查研究下一定义，我们就需要调查一下没有“真正”谈话发生的家庭中聚会的次数。我们可以假设是某种因素造成了这种情况（例如孩子们的在场，没有共处的时间，多年的疏远）。但是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是在什么意义上“真正的”谈话不同于其他的谈话吗？因而，一个从事现象学研究的人文科学家也许就可以将这一论题视为一个需要澄清其生活意义的问题来进行探讨。一个现象学家也许想要研究真正谈话的具体事例，人们之间关系的性质，“有利于”进行谈话的空间的特性（如沿河岸散步）。现象学家不喜欢分发调查问卷，或将个体置于实验情境下，观察在何种情况下会产生真正的谈话；他（她）也不会完全像“哲学家那样思考、辩论”真正谈话的本质。现象学家不是将“谈话”这一主题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而是一个需要探询其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