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项目的计划和背景

研究项目的计划和背景

在人文科学研究的酝酿和计划过程中,研究的背景应当表达清楚,因为研究背景涉及到方法、程序的普遍应用和接受。具体而言,研究者应该在寻找适合特定研究方案和研究者的独特方法以及程序方面具有创造性。我们希望讲述或记述一个独特的儿童、一桩特定的事件、一次具体的实践、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或情景,就此而言,我们需要情境化的方法,同时要观照基本的研究问题。这些情境化的考虑可能不可回避地涉及到研究问题和课题中的个人的、团体的和独立的方面。以下问题或许会对思考实际的研究方法有所裨益。

(1)人类经验的研究客体是什么?这些客体可能迥然相异,需要特定的、适合于各自主题的方法。例如,为了探究“儿童们关于最喜欢的游戏场所的经验”这一课题,我们可以追踪研究并参与他们的游戏活动。通过一盘小小的录音带、做笔记、拍照、画图等,我们可能会收集到奇闻轶事,以及对关键时刻与实践的描述(参阅Hart,1979;Bleeker & Mulderij,1978,1984)。然后通过与成人就他们童年时代喜爱的游戏场所进行交谈,将这些来源于生活深处的资料与成人的反思性追忆进行比较。有时,可能要求人们写出对那些经验进行回忆的书面描述。当然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中也能获得类似描述。

研究有关人的存在的某一不同主题可能需要发明一种独特的方法。例如对“威胁生命的慢性病的体验”的研究,奥尔森(Olson,1986)采用从文学作品中精选出的趣闻轶事作为提示语,采访调查那些患过疾病的人。为了研究并反映病人的经历,奥尔森选用了《一篇日记》(A Diary)。为了反映内科医生的体验,她选用了卡默斯《瘟疫》中的一部分。为了探究护士的经验,她选用了南丁格尔《护士笔记》中的一部分。为了反映牧师的体验,她从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中选择了许多奇闻轶事。为了从病人亲人(病人的母亲)的角度来探讨病痛的体验,她选用了坦尼森的诗《追忆》。接着她根据那些文学轶事和节选的片段邀请了一位病人、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位牧师、一位母亲,鼓励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来理解患病的内涵,运用现象学的眼光来回想他们的亲身体验,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这些反思性的谈话记录反过来要求研究者进行解释性分析,以便以人文科学的方式对疾病的体验进行描述。

人类经验的其他现象也可能对程序性方法提出截然不同的要求。例如,当我们理解“儿童学习中的困难体验”的意义时,我们可能与小学的儿童或者高中的青少年就所选择的学习经验交谈,并且我们可以请稍大一点的孩子写出各自的经历。但是,有心理障碍的儿童不适合这种调查方式。为了评价与解释他们认为重要的时刻与事件,研究者应该具有敏锐的观察与解释技巧。(参阅Maeda,1987)

一种明显不同的现象,即“利用电脑写作”可能需要多种程序性活动和方法。贝尔德森(Baldursson,1989)用日记记载了就他在创作不同文本时运用文字处理器的个人体验,并且,这一题目似乎需要探索口头和书面写作本质的反思性哲学来源的意义,需要对职业作家通过手写、打字机或单词处理器进行写作所得经验的证据进行检验。

一种诸如“儿童生活中的冒险体验及其意义”的现象可能沿着几种可供选择的方向发展。这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史密斯(Smith,1989)曾提出问题:当父母看到孩子处于险境或者当他们发现孩子正在游戏场上做某种危险的事情时,他们怎样才能体验到危险?这一问题可以表述为:父母看到危险的体验是什么?这一问题又会马上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孩子们也意识到了危险,并且孩子们注意到,父母对他们冒险的处境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因此,“看到危险”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为教育学自我反思的一个维度。与其他我所熟悉的研究一样,在史密斯的研究中,有时候为了考虑收集数据,选择谈话和观察的主体或参与者,记录谈话的内容,组织书面分析与解释的方法,我们必须决定如何将搜集到的数据加以整合,如何决定并系统论述主题,如何发展一种文本实践以创作出一份经过仔细讨论的描述资料。

关注养育经验的另一个方法是提出父母经验的起源的问题。柏格姆(Bergum,1986)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女性怎样体验到成为母亲的过程?或者男性怎样体验到成为父亲的过程?在其关于“由女人转变成母亲的经验”的研究中,柏格姆跟踪调查了五位女性从怀孕到分娩的体验。她通过一系列随意交谈建构了每一个女性的生活故事。每一个生活经历都包括了女人成为母亲的转变体验的基本主题,包括“决定生孩子的天性”、“受孕期间感受到孩子的存在”、“分娩的痛苦”、“想像着与孩子共同生活”,等等。(https://www.daowen.com)

(2)我们所研究的经验的可理解性是什么?我们所研究的经验的可理解性的本质,不同于通过直觉和认知就很容易理解的其他经验。相对于诸如“跳降落伞”、“攀登岩壁”这些特殊的经验,或者诸如“分娩的痛苦”、“老年遗忘”等等属于一定生活情境的经验而言,诸如“读小说”、“接受评价”等普通经验,更容易理解。因为大多数人都读过小说,因此就可以利用个人的直接经验对“阅读经验”作出规范的研究和探索。然而,对于“分娩的痛苦体验”,半数的人天生就无法对此作出有效的解释。为了搜集有关分娩的痛苦的采访资料,在接受采访人员的选择和采访时间等方面,研究者明显地会受到不同的限制。

(3)研究者所进入的经验情境是什么?人文科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是:经验情境可能会大相径庭。因此将某一研究成果作为范例在其他的研究背景下运用往往行不通。研究现象产生的情境可能就像特定的教室、操场、家庭、医院、职业工作间、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一样迥然相异。即使在同一所医院中,病人、护士、大夫和技师所处的经验情境可能也是不同的。

这些问题暗示出人文科学研究的复杂背景。但是我们应当时刻牢记一些基本的但又是重要的问题:人文科学研究是对活生生的人的经验的研究。人文科学研究者经常要问:生活经验是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意义?通观本书,教育学的理论经常当做例证来探究养育和教学现象的意义问题。从方法论角度而言,首先时刻牢记基本的研究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作为本书的作者,对我而言,解释性的问题是:教育学的经验是什么?养育和教学现象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广泛的问题,值得终生研究。

为了使研究易于操作,通常可以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缩小至一个可以识辨、易于管理的主题或问题上。事实上,教育学的现象学研究应该使研究者深入养育、教学等经验的一定方面。例如,人们可能会疑惑:父母与其他成年人在看待儿童时有什么差别?父母看到孩子时有什么体验?父母期望的同样体验是什么?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与教师有什么不同?教师责任感体验的本质是什么?(参阅Van Manen,1986)

因此,对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方案而言,明确界定并关注问题的选择是大有裨益的,否则,研究者很快就会迷失在问题的博大与精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