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话进行阐释

我们已将现象学的指向描述为一种对话关系（conversational relation），这是研究者伴随着他（她）试图探究和理解的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我们在与他人进行的每一次对话中都具有这种结构。对话并不是两个人或多个人参与的一种私人关系，对话在开始时可能仅仅是闲聊，而这实际上也是对话形成的最经常的方式，然后，对话者之间逐渐出现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某一话题，他们的意识被双方指向的概念所激发，从而形成真正的对话。因此，对话从结构上被视为一种三元结构（triad）。谈话者之间存在一种对话关系，谈话者将有关概念和现象参与其中，从而保持了私人对话关系的延续性和完整性。伽达默尔（Gadamer，1975）曾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具有问一答形式的对话结构。每一次对观点的表述，都可以视之为对问题的回答，这一问题都可看做对话关系中个人有关对象、话题或概念的询问。对话具有这样一种解释学要义：它指向意义的生成和概念的解释，并以此驱动或激发对话的进行。鉴于谈话所具有的这种合作性特点，对话将其本身的任务指向对所研究概念或现象主题的反思。

在“解释性访谈”中，研究者的艺术在于将问题公开（有关现象的意义），以使自身和被访问者共同指向所提问的内容。伽达默尔说：“提问的艺术在于能继续提出问题，这同时也是思维的艺术”（1975，p.330）。被访问者变成了研究的共同合作者。通过一系列解释性访谈，我们可以注意到，此项研究的志愿者或参与者将更多的兴趣投入到了他们乐意参与的研究项目上，他们开始关注研究课题及研究问题。相应地，研究人员必须对他（她）的参与者履行某些道德义务，以防陷入一种纯粹的利用情形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Socrates）在《米诺》（Meno）中将对话的基本结构比做友谊关系（Plato，1961，p.358）。他们像朋友一样在交谈，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谈话双方试图驳倒对方时，谈话就会破裂的缘故。因此，设置情境有利于解释性访谈的顺利进行，研究者能调动参与者反思他们的经验（曾被收集的经验），以确定这些经验的深层意义或主题。鉴于此，可为被选择的参与者安排一系列访谈，允许他们对以前的访谈文本（记录）进行反思，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解释性了解。一旦草稿的主题被研究者认同，那么这些主题就会成为随后解释性访谈中的反思对象，这种访谈是研究者和被访问者合作进行的，换言之，访问者和被访问者都试图根据最初的现象学问题而解释最初主题的意义。研究者和被访问者通过询问“这是那个经验的真实面目吗？”来权衡每一个主题的适切性。因此，访谈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访谈性的对话，双方在对话中通过自我反省而将自己定位到人际的或集体的立场上，从而将现象学问题的意义纳入视野。例如，一个研究者欲研究“产痛”现象，她就要经常到女人那儿去，就她们的体验展开解释性访谈，然后让她们阅读下一次访谈的主题纲要，以作为进一步研究产痛体验的起点。

保尔诺（Bollnow，1982）曾描述过一个美妙的对话是如何收尾的：它们最终归于沉寂。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当这些对话记录变成铅字时，就不可能再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性对话了。通常情况下，一个美妙对话的真切体验是达到一种满足感，并有继续对话的渴望。与此同时，当对话最终降格为一连串的停顿并最终归于沉寂时，谈话的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这也表明人文科学的文本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并获得了巨大成功：通过反思活动的停止而达到对话活动的沉寂——(https://www.daowen.com)

为了使对话达到一定深度，我们必须满怀激情，对已说过或即将言说的东西进行反思。当对话最终归于沉寂时，它不是空洞的沉寂，而是充实的沉寂。在对话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对事实的洞察，而是对生存状态的洞察，在沉寂的过程中，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并进一步深化。（Bollnow，1982，p.46）

因此，对话旨在产生主题或进行洞察，研究者最终需要创造文本，为对话关系中的成果和主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