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人体验作为研究起点
现象学研究将自我作为逻辑的起点是上述观点的自然结果。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我可以直接获得，而他人却无法以与我同样的方式获得我的感受。然而，现象学家并不想以纯粹个人的、自传性的琐事来困扰读者。将之作为你和朋友或爱人之间交流思想、闲话家常的谈资也许更好。现象学家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经历的描述发生在他人身上也是可能的。
为了更好地描述一段个人生活经历，我将尽可能地使用感性较强的语汇来描述我的经历，重点集中于具体的情境或事件。正如法国著名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所说的那样，尽力以直截了当的语言来描述当时的体验，而不作任何原因阐释或概括总结（1962）。(https://www.daowen.com)
下面，我将试着对我将为人父时的个人经历作如下描述。
“想要孩子”的想法是怎样闯入我的生活的呢？我想起了朋友们在谈起他们自己的孩子时那种由衷满足的样子。他们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因此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一直以为我理解他们所说的那种感情（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我反驳他们说，我什么都不缺，对家庭也别无他求，并且为我的想法而振振有词地辩论：虽然我不曾“拥有”我自己的孩子，但是在学校里我所教的这些孩子们却给了我同样的满足。对当父亲这个念头我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发自内心的厌恶。而且，私下里，我觉得我的朋友们真是傻得可以。我曾对我妻子朱迪丝说，和年轻的父母谈话就像是在和皈依宗教的信徒谈话一样。回家后，我们就会说起我们是多么幸运啊，可以享受两人的世界，享受安宁，享受书籍，享受自由，做我们想做的事，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只是在很偶然的时候，朱迪丝会对我们不要孩子的决定泛起一丝疑虑。我总是以不容置疑的态度中止类似的讨论。虽然我已三十好几了，但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有一天，我们去朱迪丝的表姐家做客，她刚刚生了第三个孩子。我现在依然记得那满屋狼藉的情景——食物的味道，咸饼干，垃圾，污渍，玩具，还有毛毯，什么都有。总之，对小孩造成的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形我有些反感——这跟我们家和我的教室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一刻显得很特别。我的妻子已将那新生的小婴儿抱在了怀里，然后，我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她和这个小婴儿是如此可爱——这看上去可太好了，太妙了。于是，谈起了要孩子的话题（也许是我自己先提起来的），我仍然努力抗拒着，但却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我怀疑我是否能成为一个满腔热情的父亲。我又一次，却是更加苍白无力地告诉朱迪丝，我不信任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把孩子带到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来是多么愚蠢、多么自私。而私下里，我又是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出世。只是有时候，我仍觉得害怕，万一我不爱朱迪丝怀的这个孩子可怎么办？因为有一种负疚感，我只是自己犹疑不决，对妻子还是说些鼓励的话。
当然，上述生活经历的描述并非现象学的笔法。生活经历的描述只是资料，或者说是有用的素材。值得一提的是在回忆我将为人父时的犹豫心情时，我尽力避免去“解释”我那时感到不情愿、疑虑的原因。这种不情愿或许涉及我的童年往事，自我概念，婚姻，工作影响，或者其他深藏在心底，我并未意识到却可能引起我思索的因素。但这些都不重要。对于要孩子的想法我起初的反应总是不情愿成为一个父亲。后来我在孩子降生时的激动，和孩子相处时的愉悦与最初的不情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使我对为人父母的意义这一问题从现象学角度产生浓厚兴趣做了心理铺垫。而且，这也几乎是每个人在为人父母之初都可能有的一种体验。
但是，这种生活经历的描述是以何种方式揭示出教育意义和为人父母的意义的呢？从我意欲为人父母的勉强的思想变化中我所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来自真实经历的转变：从一个男人转变为一个成熟的父亲。我以不容置疑的切身体会可以证明我已深刻了解了作为父亲与作为男人之间的根本区别。然而，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之本质意义又很难解释得清。因此，我们需要一门现象学的人文科学。
下面是另外一段个人生活经历的描述，是我对自己作为学校老师的生活经历的回顾。
前几天，我又一次想到了乔纳森。乔纳森也许是个很不出色的学生，至少从各任课老师对乔纳森历次累积成绩的评语来看是这样。在我所教的五年级的班里，他是那种即使坐在教室前排你也不会特别注意他的学生。从外表看来，乔纳森就像是个小老头儿，矮矮胖胖的，走起路来有点儿摇晃，在体育课上也表现得非常笨拙。然而，乔纳森却生性活泼，谈吐风趣，带有浓重的英国—犹太人口音。几乎在所有科目中乔纳森都表现平平，他的数学运算技能很成问题。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乔纳森竟有着不可思议的诗人气质和诗化语言。一个在学校里各科成绩都如此平庸的孩子，居然能写出如此优雅、细腻，且颇具专业水准的诗句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确实，乔纳森的小学老师们在听说这个原本在班里并不突出的男孩居然有此绝技时，也都极其惊讶。
但是，五年级对乔纳森来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他感受到自己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得到鼓励和指导的乔纳森，写了许多有关童年往事的诗歌。他的诗甚至还发表在一本地区性的文学杂志上。而他的父母对乔纳森这种新被发现的天资却颇为矛盾。若是他能在数学上取得高一点儿的分数，他们会更高兴。乔纳森竭尽全力，但始终不能使他们满意。当乔纳森升上六年级，后来又上了初中时，他的父母无疑是欣慰地发现，他对诗歌艺术的痴迷就此突然地画上了句号。当我和乔纳森不期而遇时，他已上九年级了。那天，我正在他学校里参观。“嗨，乔纳森，”我对他说，“见到你我真高兴，我常常在想我的诗人发展得怎么样了。”乔纳森不好意思地说，他已有四年没写诗了。怎么会这样！他耸了耸肩，抱歉地笑笑。“太忙了，你知道！”而且，写诗真的再也不是他的强项了。我看了他一眼，我想我的目光中含有深意会让他思索。然后我们握手告别。但一个星期后，邮差递给我一个信封。“是乔纳森寄来的！”信封里装着三首诗，它们吟颂着永恒的誓言。确实如此，尽管题目并没有多少新意：《教师颂》。我被感动了。“他毕竟是一个诗人。”我想。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前几天我又想起了乔纳森。乔纳森只是像其他不时地闯入教师记忆的孩子一样偶然进入了我的脑海里。乔纳森现在也该三十露头了。我真想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仍然喜欢诗歌，也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当我对自己的生活经历描述进行反思时，我尽力去探查其中总的主题性的意义（参见第四章“解释现象学的反思”），我意识到了孩子们在一个教师生命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我还意识到，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她）在老师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这对他（她）的成长和学习将产生极其重大的教育意义。做老师的经历也就体现在心里常常想着孩子们，并时时关注着、期盼着他们长大成才。
在一定程度上，我个人的经验也许就是我们教师都可能有的经验，也正是现象学家意欲不断反思其意义的经验。认识到对某一现象的个人的体验框架，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其指向这一现象的线索，并进而指向现象学研究的其他所有阶段。在实际的现象学描述中，我们能注意到作者经常使用的是“我”的形式而不是“我们”的形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加强真实体验的启发价值（evocative value），而且也可以表明作者认识到某一个人的体验可能就是他人的体验，而别人的体验可能也正巧就是你自己的体验。现象学一直认为，任何现象都是可能的人类体验。就此而言，现象学的描述具有普遍的跨主体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