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算术”的建立

言归正传，“死亡表”中是以作为人们生活据点的教区为单位，收集各个教区前一周有多少人被埋葬的统计数据。“死亡表”中能看到某一年死了多少人，哪一周死了多少人等数据。格兰特利用这一点算出了人口数量。因为除去鼠疫流行的时间，大体上平时死亡率会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所以可以从死亡人数反推出人口总数。

虽然人们已经可以依靠前文提到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出现的家族复原法非常快捷地掌握16世纪到18世纪末的实际人口变动情况，但在此之前的人口情况，即使是20世纪的历史学也无法准确解答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多是根据教会的埋葬记录和出生记录进行某种程度的推测。虽然大多数结果是以埋葬记录的数字为基础计算出来的，但由于不同的研究者使用的系数不同，往往导致有的人得出的数值偏高，有的则数值偏低，即便推算值也是各种各样。但是，大致的数字走向是一致的。而早在17世纪，格兰特就已经做了同样的工作。

话虽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对人口进行计算呢？因为“人就是力量”“人就是财产”这种思考方法是“政治算术”的基础。但是说到人，其中又既有像大贵族那样收入丰厚的人，也有靠乞讨生活的人。当时普遍认为，连自己都无法养活的人对国家来说不是财产而是不良资产，只能当成负担考虑，而大贵族因为有巨额收入，所以可被认为是国家的财产。

如果这种大贵族逃走了，国家就会很为难。因此，近世英国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出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英国又几乎不实行入境管理。因为有人进入英国，就意味着有财富进入了英国。这是近世英国关于出入境的基本想法。简而言之就是根据收入来决定人的价值，有价值的人多的国家就富裕，没有价值的人多的国家就贫穷。然而，配第认为人口本身就是财产，是衡量国力的基本要素，并对英国、荷兰、法国三个国家的人口基数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他假设这三个国家进行了三年的战争，并对各国国内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模拟推演。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算术”，其方法论的原型来自格兰特。

不过，这一学科的建立还是得益于配第将其命名为“政治算术”。配第“政治算术”的特色在于，他经常对荷兰、英国、法国三国的国力进行比较和评论，并基于国力状况对各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在欧洲的世界体系中，相互竞争的多个主权国家构成了一个“核心”地带。与此有很大关系的是著名的“配第法则”。根据配第的计算，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荷兰遥遥领先，其次是英国和法国。人口则相反，法国最多，其次是英国和荷兰。荷兰的人均收入很高，所以可以把外国的人吸引来，让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他认为，就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而言，像法国这样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的国家，其平均收入乃至福利水平是最低的，像英国这样以纺织工业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国家则排在第二位，而像荷兰这样以金融、服务业、海运业为主的国家的经济水平明显是最高的。国民经济会随着产业的进步而发生变化，这就是“配第法则”。

实际上，配第对这一问题的考量并非企图建构某种“法则”，而是在当时荷兰、英国、法国发生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基于现实问题的讨论，是一种现状分析。而有趣之处还在于，其中也包含了对未来的预测。认为依靠“金融与信息”的资本主义才有出路的“新自由主义”立场与主张“制造业”即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重要性的立场之间出现的对立，在今天已经成为越来越尖锐的问题。但对配第来说，问题是如何理解当时荷兰、英国、法国三国的现状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