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与“都会”的问题

我讨厌农村的节日庆典。在历史学界开始流行社会史的20世纪70年代，一些盲目推崇“民众文化”的人将其称为“民众之力”的象征。但是对我来说，村祭只是乡村共同体排外氛围的象征。我认为那是不了解日本已经没有“乡下”这一点的城市人恣意的妄想。

太平洋战争末期，我家位于大阪今里，由于空袭的战火已经烧到眼前，家里只留下父亲一人，其余都“疏散”到母亲所在的大和高原贫寒的乡村里。当时我五岁左右，从那以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是这个寒冷的村子里特别贫困的“疏散儿童”。每当被人问起故乡在哪，我总是解释说“就在柳生之乡的隔壁”，不过现在已经一半沉入水库之底了。

对我来说，提到这个故乡总是伴随着怨气，那是一个我不愿回忆的地方。村里还保留着包括入会权在内的许多共同体习俗，对于贫穷的“疏散儿童”来说，绝对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而秋季祭典只不过是让人强烈意识到村落封闭性的瞬间罢了。

另一方面，虽然我还有关于大阪的记忆，但在这个只有六个小学同学的村子里度过童年的我，上了奈良的高中后发现同班的“城市孩子”们格外耀眼。我大学以后的人生，一直到年近古稀的今天，都是在京都或大阪度过的，所以现在有点怀念那个小而整洁的奈良。但那时候，奈良之于我与大城市无二。

总之，对我来说，“农村与城市”，或者不如说“乡下与都会”的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徘徊。但是，即使是这样的问题，也不能单纯地作为一个国家内部的地方历史问题来处理，这也是我作为历史学家的信念。因此，本书不仅探讨了英国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史，还探讨了城市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动向等内容。从整体结果上看，如果能让读者以现代为出发点，通过回顾历史，勾勒出包括近世和现代在内的、广义上的近代世界历史图景，那将令我不胜荣幸。

此外，这本书既是近代经济史，又写了社会史，也涉及文化史，虽然类别上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但我不太喜欢过于明确地对历史进行体裁划分，本书这种形式最能代表我的研究兴趣。

实际上，这本书的基础依托于我近年来在各个大学里举办讲座的内容。这段时间，我本身工作的大学没有开设相关历史课程，所以比起历史学的严密性，我在做讲座时更注重所讲内容是否能够引起广泛关注。

由于我的讲座方式是不做讲义，只按照提纲进行自由研讨，所以这本书的直接原稿是我请了同事玉木俊明先生、旭川高专的根本聪先生、京都大学的西洋史研究生，以及一直以来承蒙关照的讲谈社现代新书的所泽先生四人担任听众，在七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一口气讲完，且所有内容都是由我单向讲述。我也几乎没看提纲，所以初稿多少有些重复和遗漏，但我尽量不做更改，因为觉得这样更能传达出自己的意图。我想其中必然会有一些存在记忆偏差的地方，还请各位读者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