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早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

到20世纪60年代末，衰退论越来越盛行。最开始是学术领域的讨论，其中交锋最激烈的是历史学领域。也许有人会感到意外，在历史学的世界里，最早提出英国衰退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左翼阵营中，属于旧左翼的霍布斯鲍姆以及新左翼的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和汤姆·瑞恩都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最早实现市民革命和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今天却走向了衰落？他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给出答案，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英国的“市民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出现得太早”。

英国市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指17世纪中叶的“清教徒革命”，尽管在英国称其为“革命”的人其实并不多。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则一般是指发生在1688年即同一个世纪末的光荣革命，并认为这场市民革命过早到来了。

市民革命本应是把资产阶级也就是资本家的活动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革命，但17世纪的英国还没有近代工业。因此，问题是当时是否存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当我们深入研究所谓的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并调查成为革命议会议员的人时，没有发现一个产业资本家。当时的英国恰恰不允许产业资本家，按当时的说法也就是制造商等人成为国会议员。国会里基本上只有地主和从事专门职业的绅士，最多加上被视为“拟似绅士”的进出口商等大商人和金融业者，正是这些人在操控中央政治。也就是说，这是绅士阶层当政的国家，国会议员中不可能有产业资本家。

相反，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史观的学者们很早就明白，无论怎样查证当时那些议员，都不可能找到称得上是产业资本家的人。因此，一些新左翼的历史学家主张，英国市民革命是“代理革命”，即虽然成为国会议员的都是绅士，但他们是代表产业资本家的利益来执行政策的。但这也是相当牵强附会的。战后日本学界已经普遍同意，把所谓的清教徒革命看作是产业资本家和地主等传统封建势力的斗争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17世纪不存在产业资本家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那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究竟是什么呢？在许多新左翼人士的理解中，17世纪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实际上就是构成英国议会的“绅士”们。虽然不能说他们是产业资本家，但毕竟是与封建贵族不同的人，也可以说是还未彻底成为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正是以这些群体为中心势力的革命。实际上，这正是R.H.托尼的研究出发点，他曾致力于以伴随宗教改革发生的修道院解散等事件为契机，将在所谓“清教徒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因“资本主义经营”而兴起的“绅士”与无法适应时代而没落的“封建贵族”进行比较。

战后日本历史学一直告诉我们，英国的革命发生得很早，是市民革命的典型。在英国，也曾有像青年时期的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一样持类似想法的历史学家。但这些观点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可以说，这是一场在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期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反而变成了一场非常不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拟似绅士阶层的资产阶级革命”。

由于这个体制被固定下来，所以一直到现在，英国社会都还没有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充分发生，这就是新左翼的历史学家所主张的英国市民革命论。

不过，这个理论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认为与英国相比，法国革命更符合“典型的市民革命”。法国在经济发展上从未领先世界，因此这个前提本身也显得有些牵强。尽管如此，这种“过早”的“不完全”市民革命的观点，后来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等新自由主义者为了放宽“政府”的限制，扩大资本家和企业活动的自由所进行的强行“改革”时，也被拿来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