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产业精神的衰退》——衰退论的顶峰

《英国产业精神的衰退》——衰退论的顶峰

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版了一本名为《英国史研究》的打字机打印的刊物。出版这本刊物的是我的老师越智武臣先生、东京的松浦高岭先生和今井宏先生的研究团队。我也是研究团队成员之一,刚才提到的观点也在杂志上被介绍为最新的市民革命论。总的说来,“英国史研究”的成员都是些试图提出与日本战后史学主流派不同主张的人。

之后,与我年龄相仿的马丁·维纳(Martin Joel Wiener)出版了一本专著(1981年),后来由原刚先生以《英国产业精神的衰退》(劲草书房)为名翻译引进。

这本书本身是作为一本学术书来写的,却成为了一个使相关讨论世俗化的转机,在大众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认为原先生的翻译也非常好。在英国,它是一本热门畅销书,作者甚至经常收到中小企业社长支持者的来信。

维纳认为,英国经济界的绅士价值观非常强烈。这造成工业革命虽然使产业资本家拥有了一些经济力量,但他们还是没有政治力量。而且到了19世纪50年代左右,这一趋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从事制造业的产业资本家转向依靠借贷资产的利润生活,也就是变成了以伦敦城的金融业绅士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纵观英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在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方面,英国处于绝对的逆差状态。国际收支很难保持顺差,顶多是平衡,但利息收入、海运、保险等关键行业的收入却有很大的顺差。因此,其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1850年左右实际上已经消失,实物交易中也出现了巨大的赤字。

这样一来,相对于制造业也就是“实体经济”,英国经济更依赖于金融、信息等虚拟产业的“绅士”倾向就更加强烈了。一般认为绅士都是地方的地主,但以19世纪中期为界,绅士的核心转移到了伦敦城,甚至出现了想看绅士就去伦敦城的现象。伦敦城中戴着圆顶礼帽、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士是绅士的典型,而在乡间打猎的绅士形象则退居后景。可以说,伦敦城变成了偏好旧绅士价值的地方。

而且,正因为绅士倾向的伦敦城拥有了压倒性的政治力量,为了保护制造业而制定特惠关税的张伯伦运动才没有成功。贯彻自由贸易主义,将资金融资给世界上借款额最高的地方并收取利息,伦敦城的这一理念最终取得了胜利。此后,这种绅士的价值观也贯穿了整个英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迈向福利国家的道路是一种将慈善视为必要条件的古老绅士意识形态的表达。

制造业不受重视的氛围也体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的人是不会去制造企业工作的,这是被誉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经济学家森鸣通夫在《英国和日本》(岩波新书)中写到的。森鸣先生在伦敦大学常年执教,对英国社会的印象是,从顶尖大学毕业的人可能会进入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银行,但不会进入制造业。我过去听一位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进入野村证券的人说过,他曾经被亲戚开玩笑地说,从帝国大学(1)的经济学部毕业以后不会就当个“股票经纪”吧,这一点英国与日本相映成趣。

在英国“股票经纪”是高高在上的,长久以来一直有种说法,那就是如果染指制造业,就会丧失绅士的资格。我发现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北部地主绅士的次子、三子中,也有人毅然尝试成为制造业者的学徒,但最终大都因无法忍受与自身家庭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而逃亡。现在这种反制造业的价值观得以复活,正在从公立学校蔓延到名为牛津、剑桥的教育机构。在那里,希腊语、拉丁语等人文主义修养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外交官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对这类人文学科的修养也极为重视。但如果和诞生出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美国在技术领域竞争,结果当然会输。以上是马丁·维纳的观察。

看过他书里的内容以后,我有一种我们在同一时空共同讨论同一件事的感觉。姑且不论这些,这本书出版后,英国的衰退是绅士价值观的问题这一观点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绅士价值观主要在于推进福利国家和重视工会,另一方面也有不重视科学等问题的一面,总之不符合经济理性主义。整体而言,这种价值观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维纳认为,英国的经济衰退正是英国文化的问题。

马丁·维纳的书有个副标题,叫“文化史的批判”。总之,他认为英国人的古板、土里土气的文化和价值观有问题。虽然什么都能制造,但却没有什么专业人士(专业人士不能成为绅士),过于追求教养的广泛,在大学里只进行博雅教育,认为只要掌握了希腊语、拉丁语的人应该就能走上社会,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可能由于维纳是美国人,所以才会提出这些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受到了所有开始萌生自卑感的英国人的欢迎。据维纳后来回忆,当时他收到了很多支持者的来信,写信的人并非大学老师或历史学家,而是中小企业的经营者,这种情况也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