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港口的贫民窟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关于伦敦港位置的大讨论。虽然知道它是在泰晤士河的岸边，但是具体范围是从哪到哪，南岸是否也是港口，却没有定论。换句话说，这是在伦敦港卸货，也就是拥有卸货特权的工人——港口搬运工（city porter）的特权⁽²⁾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的问题。

港口搬运工的人数有限，而在交易量激增的工业革命时期，这些搬运工的工作状态令人不敢恭维，他们往往会耗费过度的时间和费用，被货主认为是效率低下的。港口搬运工还有权对货物进行检重收税。他们有精密的秤用来专门称量昂贵的砂糖。长崎的出岛也曾用同样的工具称糖。另外，港口搬运工在同伴之间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仁义或者说是互助的原则，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世界，但关于这个话题已经说得有点过了，留待其他机会再谈吧。

港口搬运工们的特权范围是法律上的伦敦港。由于货主们大都想避开港口搬运工，当然也就不愿意委托他们卸货。通常来说，搬运工是极端贫困的体力劳动者所从事的典型职业，因此这些持有特权的港口搬运工通常不会亲自动手，而是把实际工作交给贫困的人去干，自己则坐享抽成。港口容易滋生贫民窟和黑社会，这一点在日本和英国都是一样的。我认为，从16世纪到19世纪，港口活动才是造成贫民窟出现的首要原因。

不管怎样，到19世纪初，伦敦港已变得非常混杂，使用利物浦等其他港口的货主也越来越多。港口搬运工的低效率广受诟病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是客船的话，旅客通常会在泰晤士河河口附近下船，再换乘马车进入伦敦。而如果是货船的话，驶入伦敦港后便会陷入混乱之中，货物遭到盗窃更是家常便饭。伦敦当局通过颁布《泰晤士河警察法》，比陆地更早建立起水上警察制度，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即便如此，货主和海运业者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情况，于是他们开始摸索如何不使用港口搬运工也能解决装卸问题的合法手段。

由此想出的应对之举是从泰晤士河引水，建造一个可以停泊大型船只的“水池”（pool）。这种被称为“dock”的水池是在私人拥有的土地上建造的，所以不是搬运工拥有特权的“伦敦港”。像这样在广阔的土地上拓展出来的水面，就是今天被称为“码头区”（dockland，现在使用复数docklands更为普遍）的地方。这里的“dock”不是修理船只的船坞，而是装卸货物的码头。

在19世纪早期的1830年，为来自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船只准备的东印度码头、西印度码头以及维多利亚码头等巨大的码头群已经相继建成。这些码头群以泰晤士河北岸为中心，如萨里郡的商业码头群等，当然南部也建造了许多。此类码头都是绅士的私人领地，所以在那里装卸货物不需要委托伦敦港的搬运工。但最后还是发生了纷争，结果以港口搬运工的权利由国家买断而告终。就像同一时代，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解放时，官方向奴隶的所有者支付了经济补偿。然而仔细想想，应该补偿的不是奴隶主，而是奴隶。

（上）泰晤士河（伦敦港）和码头（1803年）。泰晤士河警署在此前五年已经设立
（下）1845年的伦敦塔和船坞

（上下两图均出自S.K. AI Naib，London Docklands： Past，Present and Future，1990。）

伦敦码头区卸茶（1877年）
（S. K. AI Naib，London Docklands：Past，Present and Future，1990．）

不管怎样，随着码头区的开发，人们开始在这里装卸货物，没有使用港口搬运工，而是从附近招募贫困的失业者。所以，很多来自英国其他地方或爱尔兰的人，为了工作机会来到伦敦，并逐渐聚居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伦敦东区。因此可以说，伦敦东区源自码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