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论
维特根斯坦（2005：106）在《逻辑哲学论》中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1。他在书中还有一个论断：“我们不能思考我们所不能思考的东西；因此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所不能思考的东西”（维特根斯坦2005：107）。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们思维的边界，语言就是我们的牢笼。翻译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种跨越语言的元现象——最早的翻译学杂志之一便被命名为Meta2。翻译为我们跨越语言的边界、挣脱语言的牢笼提供了一种途径。翻译能够揭示一些隐藏的、复杂的认知现象，因为不同的语言发展了不同的启动或激活特定认知结构的方式，而翻译能够跨越语言的边界，让我们发现和认识无意识中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构。因此，翻译的认知研究至少具有两点意义：（1）帮助我们观察大脑“黑箱”，认识大脑的认知过程和结构；（2）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翻译现象和翻译过程。
自Krings（1986：263）开创性地提出翻译研究领域的重点是理解“译者头脑中发生的事情”以来，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已经开展了30余年。翻译理论家们一直在猜测，译者在创造出一种新的、或多或少地与另一种语言相匹配的文本时，大脑“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么。Holmes（1988/2000：163）预见，心理学家开发的“高度精密的方法”将会促进作为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DTS）分支的翻译过程研究（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简称TPR）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翻译心理学或心理翻译研究。而在近十几年间，这一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近期出版的专题论著可以证明（参见Alves 2003；Alvstad et al. 2011；Ehrensberger-Dow，Dimitrova et al. 2015；EhrensbergerDow，Göpferich & O'Brien 2015；Ferreira & Schwieter 2015；Göpferich 2008；Göpferich et al. 2008；Mees et al. 2010；O'Brien 2011；Shreve & Angelone 2010）。这种增长趋势的动力既来自翻译研究者对提高翻译质量及加深对翻译的理解的渴望，也来自整个认知科学（不仅限于心理学）的进步。
翻译过程研究是一种跨学科交叉研究，受到来自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阅读和写作研究以及语言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它明确地聚焦于翻译所涉及的人员和过程，并主要采用描述性、解释性而不是规定性的研究模式。近年来，翻译过程研究的成果不断增多，主要得益于测量翻译任务特定认知方面的工具和方法的发展，特别是屏幕捕捉、击键记录、眼动跟踪、脑电技术等研究工具和方法的引入。翻译过程研究“借用”其他学科的广度是显而易见的（O'Brien 2013/2015），而认知翻译学也主要以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为基础。也有学者将翻译过程研究等同于认知翻译学。
然而，也正是因为其“借用者”（O'Brien 2015）的地位，翻译过程研究存在着先天的局限。目前翻译过程研究的著述多以期刊论文或论文集的形式出现，较为分散，尚未出现系统性的、概括性的论著。正如Extremera（2015）所指出的，研究框架的缺失或相互不一致性是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一大缺陷。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但它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也没有一定的参照框架，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的见解可能会相互龃龉。也正因为这一点，翻译过程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较小。
在国际学界，认知翻译学是以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为基础逐渐确立、发展起来的。与现有的翻译过程研究不同，认知翻译学有或应该有一个理论体系。在认知翻译学的学科框架下对翻译过程的系统聚焦研究，即本书所说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描述和解释翻译过程中的心理过程的发生和运作机制，扩展现有的认知科学模型，以描述可能有助于解释译者行为和选择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如何在语言之间实现互通？哪些认知资源和认知机制在起作用？这是翻译的认知研究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认知研究的关键所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借鉴认知科学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是为了回答这一中心问题。现阶段与此中心问题有关且值得我们探索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1）译者的大脑中具体发生了什么？译者的思维和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2）译者头脑中获取原文3意义、译文情境产生意义的过程是怎样的？译者和其他参与翻译的人如何在他们处理的情境和文本中创造意义、确定策略和作出选择？文化和语言背景如何影响他们的思考和理解？（Risku 2012）
3）上述内部认知过程对于不同的群体（如职业译者和普通学习者、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等）而言是否也有所不同？如何在应用方面改变和发展（例如通过教授和学习）这些内部认知过程，即如何培养翻译能力？（Risku 2010：94-95）
4）翻译有哪些共性的认知基础？
5）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在认知上有何不同？新时期的翻译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认知负荷（mental/cognitive load）和认知效率？
不同的认知科学路径在不同的阶段对这些问题也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认知翻译研究之所以称得上是认知研究，正是因为它探究的是可观察过程背后的认知行为。其探究过程中会将某些认知科学的概念或路径作为探讨的框架，应用各种经验和实验研究方法来证实或者否定一些假设。
我们认为，学科基础和理论框架的问题是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首要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认知科学领域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变（也被称作认知科学的革命），其分支学科都有较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许多应用领域的进步，其中就包括翻译学领域。只有明确了认知翻译学的学科基础和理论框架，才能在认知翻译学所借鉴的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起交流的纽带，避免实证研究理论预设的缺陷和无谓的争论；才能进一步梳理现有研究的问题领域，明确认知翻译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目标，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从而为认知科学研究贡献更多新的认识，发挥认知翻译学的反哺作用。
作为研究翻译主体内在认知行为的新兴学科，目前我们可以笼统地将认知翻译学看作一个边缘交叉学科：它在综合认知科学内的若干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对翻译所涉及的译者认知能力、认知资源、认知过程和策略等进行研究。它以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为主要理论基础或输入学科，探讨译者的语言认知活动和心理行为，并结合认知文体学／诗学和认知叙事学等新兴学科探讨译者的认知风格和文化认知特征（谭业升2016）。
如果仅仅将翻译作为开展认知分析的实验场景或语料来源，就不能建构真正的认知翻译学。认知翻译学可以借用认知科学的其他分支的理论成果、概念框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但并不等同于这些学科的应用分支。
把认知语言学或认知心理学的问题——前者如英汉两种语言在某语言结构上的认知差异，后者如双语表征的有关问题——当作翻译问题也是不可取的。认知翻译学虽然会关注译者的心理状态和认知状态，但从其他学科出发所发现的问题未必会成为真正的翻译问题，也未必是具有译者心理现实性的问题。我们要关注译者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语言使用者的独特之处。
Lakoff（1990）指出，应该将学科内部有关承诺的争论与有关分析的争论区分开来，必须在共同承诺的基础上探讨具体问题。参照Lakoff明确认知语言学定义的做法，为了明确界定认知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提出认知翻译学的两个首要承诺（primary commitment）：概括承诺（generalization commitment）和认知承诺（cognitive commitment）（Muñoz Martin 2010a，2013）。
认知翻译学的概括承诺是指认知翻译学要概括统辖翻译活动各方面的一般原则和认识。概括承诺涉及翻译的语言、认知和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概括成果不一定是具有生成性的逻辑规则，也可以是与经验一致的一般概括，并力求基于实证方法进行验证（empirically justifiable）而来。
翻译作为人的活动有其外在和内在方面，其外在方面涉及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维度。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政治、文化和翻译技术的推动下，这些维度交互作用，令翻译现象更加纷繁复杂，引发了广泛的变化。而基于概括承诺，我们认为，鉴于现有翻译过程研究领域的局限性，一些学者将其等同于认知翻译学的观点是狭隘的；认知翻译学所涵盖的问题和方面应该更多，内涵范围也应更广。
认知承诺与概括承诺相辅相成。在新时期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和多维变化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的、内在的维度，即翻译的认知维度。翻译是主体内在的大脑运作，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认知行为。在认知科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可能从认知的角度来透视翻译理论和翻译现象。认知翻译学正是将人类认知和人类的施为性（agency）置于因果链条中心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是认知科学的跨学科分支（Halverson 2013：65-66）。认知承诺是指，认知翻译学对所有有关翻译的认识和原则的探讨，必须建立起与其他心智能力（比如记忆、注意或推理等）的关联，对于译者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的认识应与现有认知科学关涉大脑认知的一般认识相一致。翻译认知研究模式必须符合认知科学的发现，并与目前认可的一般认知和特殊认知模式相一致（见Muñoz Martin 2010a：174）。
通过回顾认知科学和国内外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认知翻译学的研究中存在两代语言认知观，即第一代认知科学经典的客观主义认知观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连通主义和情境化／环境内嵌／涉身4认知观（situated/embedded/embodied cognition）（参见谭业升2012a：2-19）。
在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视角下，涉身性“无意识认知”研究成果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认知承诺为认知翻译学带来了新的研究目标、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将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翻译主体和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它的首要目标是关注翻译所涉及的更多认知心理过程，拓展和深化对译者内在认知行为的认识，探索更多大脑内部更深层次的秘密。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围绕翻译认知过程的相关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评述和探讨。
第二章探讨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方法，回顾和评析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所应用的具体技术和工具。对翻译认知过程的探究一方面要依靠认知科学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有赖于研究工具和技术手段的改进。由于大脑认知行为不可直接观察，现代认知科学已发展了各类间接或较为直接地观察认知行为的技术和方法。本章将对这些技术和方法及其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的应用进行评述。
第三章探讨翻译认知过程的描述模式和解释模式。针对现有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在理论框架上不够一致的问题，我们基于认知科学的宏观视野，以更加明确的分类框架对反映在各类认知过程模式中的理论出发点、视角和预设进行更加明确的定位，在此基础上梳理和概括现有研究的认识成果和发现。本章将对有影响力的翻译过程模式进行解构和评判，从而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第四章以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的几个核心构念为主线，梳理已有的译者实时认知加工过程研究，同时对其基本假设、认知维度和局限性进行评述。我们还将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范式，尤其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展望翻译实时认知加工研究的前景。
第五章探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在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范式下需要拓展的领域。基于新的情境化、环境内嵌认知观和涉身认知观，本章先探讨翻译工作空间的变化和翻译技术的发展对翻译过程的影响，然后探讨翻译中的情境化认知、社会文化认知、情感认知、无意识认知以及共性认知过程的理论框架和已有的尝试性实证研究，展望未来研究的走向。
第六章是全书结语，概括现有研究已经触及的领域和问题，探讨如何迎接挑战，推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向未知领域迈进。
注释
1 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原书作者注。
2 “元”简单说就是“在……之上”的意思。metalanguage的意思是元语言，metacognition的意思是元认知，即有关自我认知过程的认知。
3 本书中“原文”和“源语文本”通用，对应英文为orginal text、source text和source language text；同样，“译文”和“目标语文本”通用，对应英文为target text和target language text。
4 Embodied也译作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