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3 翻译认知创造过程的心理实验研究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传统，心理学学者研究创造性认知的目标是描述创造性产生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在大多数翻译创造性的心理学研究中，翻译被定义为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许多翻译问题是开放的，没有预先确定的解决方案，因此翻译问题的处理本质上需要大量的创造性，而研究创造性产生的认知和行为方式需要确定与翻译创造性相关的过程和策略。这不仅有助于将创造性研究从文学文本扩展到其他类型的文本，如非文学的、事实性的文本（Mackenzie 1998），还能帮助我们探讨如翻译过程的阶段、翻译能力或专业知识的发展、问题解决过程等典型的过程相关领域（Bayer-Hohenwarter 2009b，2010，2013）。目前研究中使用的创造性认知过程研究方法主要有有声思维法、击键记录法等（转引自Rojo 2017b），主要探究与解决问题相关的创造性能力类型和思维过程。有些研究者则从更接近神经心理学的角度入手，专注于探究与创造性相关的大脑区域（Bowden et al. 2005）。
1）翻译过程不同阶段的创造性
现有研究表明，创造性过程可能发生在翻译的所有阶段，包括理解、文本生成／重构以及修订阶段。但是，创造性在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显现出有趣的差异。例如，有研究报告显示，技术文本翻译的理解阶段与文本生成／重构阶段中解决问题的发散思维过程存在差异：在理解阶段，译者从一开始就运作发散性思维，将多种可能的意义与上下文中的元素自由组合，以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在文本生成阶段，翻译的标准似乎已经确立，约束了自由发散思维，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一个确立关联的过程（Fontanet 2005）。
颇具吸引力的是，研究结果也暗示了翻译的方向与创造性认知加工的关联。数据表明，译者在翻译成母语时往往比翻译成外语时更有创造性。而翻译到外语的文本一般被认为更具原创性（Thomä 2003）。尽管目前尚没有对这些研究假设的解释，但它们可能与翻译进出母语的理解和重构阶段的认知需求差异有关。
此外，已有击键记录数据显示，修订阶段的时长也是创造性翻译过程的有力指标。数据表明，大多数创造性解决方案都出现在修订阶段的前一阶段，并在修订期间进行整合。尽管长时间的修订本身并不是创造性的保证，但花时间进行修改也有助于促进创造过程（Heiden 2005）。
口译过程中往往没有允许修改的时间，因此一般认为创造性认知加工最可能出现在理解阶段以及语言压缩阶段，即在口译员决定如何最好地表达说话人所传达的内容的时候。意义的抽象被认为是精心策划产生的结果，而语言压缩则被视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过程（Gran 1988）。总之，现有的研究数据已经显示，创造性加工存在于笔译和口译过程的不同阶段。然而，大部分结论仍是尝试性的，我们还需要通过更多的被试样本或更大体量的实验数据，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便更精确地定义不同翻译阶段的创造性过程，并考察它如何运作（转引自Rojo 2017b）。
2）创造性加工与专业能力和知识
现有研究结果显示，专业能力对原创性的影响效应高于对流利性或灵活性的影响（Bayer-Hohenwarter 2011；Thomä 2003）。证据还表明，专业能力的影响似乎取决于所涉创造性的心理或语言层面。例如，专业人员的翻译在与句子的语用功能有关的方面获得了高创造性评分，但专业知识对意义或文体方面的影响似乎不那么明确（参见Rojo & Ramos 2016b）。有关创造性与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确凿的研究证据，目前的研究仍存在缺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已有研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作出更精确的定义。为了使不同研究中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需要以更加同质的标准来确定专业知识究竟是什么，以及笔译和口译中创造性行为的具体指标是什么。
3）翻译创造性的测量
在翻译研究中，Guilford（1950）将创造性的九个心理层面总结为三个最典型的层面，即灵活性、新颖性和流畅性（flexibility, novelty, and fluency）（Bayer-Hohenwarter 2010；Thomä 2003）。而Bayer-Hohenwarter（2009b，2010，2011，2013）又增加了可接受性维度，并进一步确立了上述维度的一系列指标特征（Bayer-Hohenwarter 2010）：可接受性的标志特征是无错误，灵活性反映在翻译转换的运用上（基于Kußmaul 2000a，2000b的认知操作意义），新颖性表现为独特的解决方案，流畅性则反映在常规行为中。在此基础上，Bayer-Hohenwarter提供了基于这些维度来衡量翻译创造性的最详细和广泛的方法。在她的模型中，灵活性是创造性的核心指标，反映在代表思维方向的三种主要类型的强制性翻译转换中（即抽象、调整和具体化），以及一组偏离直译的可选转换中（即当直译是一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之时选择不用直译法）。Bayer-Hohenwarter研究模型的价值还在于它结合了基于产品和过程的分析方法。尽管在她之前已有一些研究使用过典型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方法，如有声思维报告法（Audet 2008；Cho 2006；Hubscher-Davidson 2005，2006；Kußmaul 2005，2007）、击键记录法（Heiden 2005）等，但是之前没有人尝试设计这样一种全面、深入的测量程序，并对基于击键记录法的翻译转换分析数据进行多元互证／三角测量。
4）创造性对成功完成任务的影响
Bayer-Hohenwarter（2011：686）的研究结果显示，创造性和成功完成任务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任务的成功完成不一定要求翻译过程中有很高比例的创造性转换，而是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决定何时使用创造性转换以及何时再现原文便已足够”。成功的译者在灵活的问题解决和常规反应之间实现了有效的认知平衡。其他因素如缺乏评估和监督能力、预期能力与实际能力水平不匹配等也可能会阻碍任务的成功（BayerHohenwarter 2010）。这些发现得到了Rojo & Ramos（2016a，2016b）研究的支持：他们发现完成翻译任务总体评分、创造性最高评分以及准确度最高评分三者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相关性。似乎创造性本身不足以预测翻译任务的成功完成。
如上所述，Bayer-Hohenwarter（2010）在研究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加工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这是第一次使用一组具有创造性参数的程序来严格地分析翻译产品和过程。但是，她的模型仍然暴露出两个缺点：首先，尽管模型非常全面，但高度细节化的参数有时可能使其在翻译评估中的应用变得相当复杂和费力；其次，尽管该模型已经承认外部因素的干扰作用，但也仅提及了被试的能力限制，忽略了干扰翻译过程的其他个体或情感因素（转引自Rojo 2017b：356-357）。
5）情感与翻译的创造性过程
心理实验的结果支持情感与创造性之间的密切关联。有更加确凿的事实证明，积极情感在言语联想任务中能够激发创造性（Isen 1987）。然而，最近的研究也表明了负面情感的影响，认为情感影响可能是由对所追求目标的看法调节的。因此，当愉悦被视为任务目标时，积极情感相比中性或消极情感更能增加认知广度。而当目标是高绩效时，负面情感也会增加创造性。任务难度也被证明是调节情感对创造性的影响的一个相关因素：结果表明，就增加概念产生和范畴化的广度而言，高难度的任务可以减少积极和消极情感产生的影响的差异（Sacharin 2009）。
虽然对情感和创造性关系的研究在翻译研究中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但已有证据表明，源语文本的情感属性实际上可以增进目标文本中的创造性。一般趋势是，在较高情感影响下进行的翻译，其创造性评分较好，源语文本的情感属性可能会影响翻译中言语创造性的不同方面（参见Lehr 2011，2012，2013）。也有数据表明，外部诱导的积极情感通常会提高不同方面的翻译创造性；当然，经验水平也会影响情感产生的效应。尽管负面情感也可能提高学生翻译的创造性评分，但对专业人士来说，只有积极情感才会对创造性产生有利影响（Rojo & Ramos 2016b）。以上结果支持这样的发现：高难度任务和高绩效目标可能会减少积极和消极情感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差异。对学生译员而言，积极和消极情感所产生影响之间的差异较小，也就是说，相比专业人士，他们认为翻译任务更困难，且更关心任务绩效。
有关情感在创造性翻译中的作用，已有研究还远没有定论，但也明确提出了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情感对目标语文本创造性的影响范围，此外，研究中诱发情感的方法和用于衡量其影响的工具都需要更加多样化（参见5.4节）（转引自Rojo 2017b：357-358）。
6）创造性与译者的施为性和人格特质
进入21世纪，译者的施为性和翻译的颠覆性力量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这也促使创造性在翻译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得到关注。诸如重写、陌生化或自我翻译等概念已经将创造性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摇摆不定的全球化社会中，重写原文并重新定位翻译的创造性策略”（Aranda 2009：33）。在解决翻译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曾经被当作克服差异的认知资源，目前正在转向服务于意识形态目的。
当译者的施为性被置于创造性研究的焦点，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人格特质（personality）在翻译创造中的作用。心理学研究（如Guilford 1950）往往将创造性作为与其他正常人格或智力特征相关的特征，或者将其视为由不寻常的人格变化所导致的临床状态。已有文献中区分出的不同创造性人格特质包括：高智力水平，认知灵活性和应变性；非常规推理；高度独立性，自我控制力，纪律性，毅力和模糊容忍度；强烈的内在动机和个人愿望；广泛的兴趣；对复杂任务的偏好和强烈的幽默感（Huidobro Salas 2002；Moreno Jiménez 2002）。
从心理学引入的人格测试是衡量翻译研究中创造性相关人格特质的最可靠工具。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试（Torrance Test on Creative Thinking，简称TTCT）（Torrance 1998）就是其中一种人格测试，它通过一系列言语活动和形象思维活动测量言语和形象创造性。研究显示，就口笔译言语能力而言，右利手被试与左利手被试之间在创造性上没有差异；就形象创造活动而言，笔译和口译之间没有差异，但左利手参与者表现出更强的形象创造能力。
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试可能是衡量创造性的最全面和应用最广泛的测试，但它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成套测试，对许多语言来说并不适用。创造性智力测验CREA（Corbalán et al. 2003）是可供选择的另一个工具，该测验基于图像可能产生的问题来衡量创造性智能。这一测试方便用不同语言来执行。基于CREA测试的翻译创造性数据显示，专业翻译人员的创造性测量结果与其译作质量之间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的相关性。数据还表明，这种基于人格特质的初始相关性（initial correlation）可以因为情感因素而被修改或改变，这暗示了情感认知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Rojo & Ramos 2016b）。
言语–手动干扰测试（verbal-manual interference test）也可用于测量创造性和左右大脑半球对母语和外语的参与度。有趣的是，已有基于该测试的研究表明，多语参与者的应变性评分低于单语右利手参与者。这个假设认为，多语参与者会牺牲他们的一部分激活力和形象化能力，以增强其语言控制和利用更多语言资源的能力。这些结果似乎与神经科学研究结果一致：创造性随着执行控制水平的提高而下降（Saggar et al. 2015）13。另一个有趣的结果表明，尽管右利手笔译者保持着语言任务的左半球优势，但口译员表现出两个大脑半球更大的参与度。
口译研究探讨了与创造性有关的其他人格特质，包括自我效能、消极情感和自尊。而手语翻译研究的结果表明，手语翻译能力与目标取向和自我效能感等人格特质呈正相关，但与消极情感呈负相关（Bontempo & Napier 2009，2011；Bontempo et al. 2014；关于人格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也可参见5.4节）。
研究人格特质对于深入了解创造性在笔译和口译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此外，识别不同人格特质对创造过程产生的影响，也有利于创造性口笔译者的认知刻画，可以为定制译者培训方案提供参考。当然，这种类型的研究仍面临重要的方法问题。首先，现有的创造性心理测量指标仍然过于宽泛，无法实际用于翻译创造性评估。创造性涉及许多不同的认知维度和人格特质，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确定其中的哪些与翻译相关。此外，并非所有的测试都涉及多种语言的翻译，而这在翻译研究中至关重要。现有的数据显示，外部因素可能会抵消人格特质对创造性的影响（如正面和负面情绪可能影响创造性），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与人格特质可能产生相互作用的环境因素，以及它们对创造性过程的影响。
7）创造性认知加工的环境影响
心理学家对有利于创造性发挥的物理和社会环境进行了探索，如试图明确发挥创造性的理想氛围；研究发现，对创造性有积极影响的社会因素包括动机、评估和奖励等（参见Amabile 1983；Batey & Furnham 2006；Simonton 1977，1984）。
翻译教学领域格外关注创造性促进因素。Bayer-Hohenwarter（2009b，2010，2011，2013）的翻译能力研究表明，创造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培训得到发展，翻译教学中可以根据她的模型所定义的创造性设计相关课程。也有多名研究者具体探讨了与创造性发挥或发展有关的教学环境。
例如，根据Lehr（2011，2012，2013）的观点，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情感融入可以激发他们的言语创造能力，因此教师可以选择鼓励学生情感融入的文本。再如，正面反馈可以培养翻译创造性，那么在翻译课堂中就可以使用强化和建设性批评作为鼓励创造性过程的手段。
Mackenzie（1998）提到，营造积极氛围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并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她还强调了寻找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知识与合作的重要性。在翻译过程中，讨论为译者提供了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在创造的孵化和开悟阶段（incubation and illumination phases）非常有效。在修订过程中，合作尤其有用，译者可能会基于评审意见重新思考解决方案。Kußmaul（1991，2000a，2000b，2005，2007）有关翻译创造性的心理学研究为教学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Kußmaul使用头脑风暴法和场景视觉化促进翻译课堂的创造性，是翻译创造性和翻译教学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尽管认识到场景视觉化对发散思维和翻译成功的价值，Kußmaul（1991）也承认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学生的能力；如果没有充分发展的评估能力，发散性思维是无用的。
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假设是，翻译实践本身可以用来促进创造性，从而强化与创造性语言使用相关的策略。翻译的这种效用已经被用于艺术家的能力发展，即艺术家可以通过承担翻译工作来丰富自己的作品（Azenha Junior 2004）。这意味着翻译课堂中的密集练习可以作为培养创造性的一种手段。然而，这种说法似乎与某些证据相矛盾，译者的翻译经验越多并不意味着创造性更强。因此，有关实践对创造过程的影响，还需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转引自Rojo 2017b：361-362）。
如上所述，翻译过程研究已在翻译创造性有关的四个主要领域取得了进展：翻译转换研究；翻译问题解决的认知过程；译者施为性和人格特征研究；可能促进创造性的教学和工作环境因素。将创造性置于焦点的翻译过程研究，已经开始为其在不同翻译阶段的作用提供试探性解释，对翻译创造的认知维度作出探索性的初步描述，并初步解释了专业知识在翻译创造中的作用，揭示了创造性和情感过程之间的联系。我们在看到这些进展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翻译创造性实验研究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亟须改进。
一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方式和方法。
心理学家所做的很多定义和测量工作为翻译研究中的创造性验证开辟了道路。但是，翻译研究学者仍然需要建构翻译学自身特殊的创造性研究方式，明确翻译创造性的特殊性，并设计出自己的测量方法。现有的研究证据揭示了翻译中的创造性过程，但只是部分打开了探究翻译创造性的大门。重新定义测量工具，采用三角测量／多元互证数据和方法，以及增加被试样本的规模，这些在翻译过程研究中迫切和反复出现的需求，同样也困扰着创造性研究。我们需要对来自不同过程领域的数据进行三角测量，同时更加准确和一致地描述测量标准（转引自Rojo 2017b：361-362）。
二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翻译创造性的定义性特征及其涉及的认知过程。
创造性本质上是难以捉摸的。艺术家、作家以及技术专家都被看作具有创造性的主体。Rojo（2017b：363-364）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创造性定义特征的问题：创造性标签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原创思想的产生，创新技术的实施，艺术性行为的展示，自我正面形象的展示，抑或是超出预期的行为表现？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还不是很确定，这种内在的模糊性也给实验研究造成了困扰。创造性是仅由这些特征中的一种来定义，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所有这些特征？艺术家的创造性是否与技术人员或翻译人员的创造性相同？我们仍需精确定义翻译创造性所涉及的认知过程以及创造性可能影响其他认知过程（如注意或记忆）的程度。对此，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能会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