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 自动化、直觉和无意识加工的重新认识
如上文所述，Hönig（1991，1995：79）在其翻译过程模式中指出，在不可控工作空间中发生的自动加工是激活并提取储存于长时记忆中的框架和图式的过程。Shreve（1997：130）也认为，翻译能力主要体现为一套表征图式（即上文的知识组织框架），可使译者在现实交际情境下对文化规约的翻译形式–功能集进行重新映射。随着翻译经验的不断累积，译者会把不同翻译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内化为认知图式，以便在后续的类似翻译情境下选择恰当的形式–功能集并将其映射到翻译过程之中。一个翻译事件可以解释为该类事件通用图式的例示（instantiation）。Shreve（1997）认为，翻译学习是对影响重新映射的认知图式进行累积和重构的过程，新手和专家在翻译能力上的差异也体现在这些认知图式上。在涉身认知观的背景下，人类具有进行隐喻性和类比性思维的创造性认知能力，能够在不同的知识域之间跨越（Lakoff & Johnson 1980）。但是在一个框架或语境下获得的知识却不容易在另一个专家领域实践（这也是人与计算机的区别特征之一，参见Lave & Wenger 1991）。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取决于对问题领域的熟悉程度。实验证明，同样的形式逻辑结构应用于不同的操作单位时，如果操作单位的性质不同，结果也会大不相同（Norman 1993：84）；即使操作的结构在形式上相同，但是对于熟悉操作物体或对象属性的人来说，哪怕这种属性与问题本身不相关，问题也能更容易地得到解决。同样，经验证明，译者在其熟悉情景的领域内的翻译产品质量最好。这充分说明，我们需要对译者的域依赖或者图式／框架依赖的创造性认知加工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与Shreve不同，Risku（2010）侧重表征之外的认知活动。她认为，知识的网络表征形态不允许我们对内在认知过程模式化，而只可对成果模式化。对情景化翻译行为的分析不能仅仅依赖于抽象的范畴和编码，还必须关注具体的内容和人的视角。
Risku并没有将相对固化的认知图式作为考察的重点，而是以情境化涉身认知（situated and embodied cognition）理论为概念框架，探究翻译行为与个体经验和环境之间的认知关系。她将翻译能力定义为以新的、有意义的、情境化的方式产生理解并生成译文的能力（Risku 2010）。她认为，每一个翻译过程都是需要辨识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挑战性活动。在翻译这种如此复杂的情景下，我们需要掌控两种不同的交际情景，而长时记忆中储存的图式、脚本、计划、地图、原型、文化规约都不是控制我们行为的指令，而是作为预期和最初假设，不断地为适应具体情景而作出调整。文本的读者和译者或多或少都会创造出新的非原型性（aprototypical）的意义（Risku 2010：98-99）。语言的理解和使用（包括翻译）被描述为一个依赖于个体经验的过程。专家译者具有创造性思维，以及在多样化情景下突破原型意义和已有图式的能力。
Risku（2010：100-102）指出，开展翻译过程和具体情景动态的研究，其分析的中心不是脱离具体任务的结构系统，而是在具体情景下的职业活动，是构建社会生活世界的具体行为。定性研究应聚焦在翻译的组织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基础实践。Risku（2010：100）进一步指出，图式允许我们在某一时刻最有效地利用可控的资源，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解释情景化和词汇化了的要素；然而，与现有情景或语境的有效交互才能使我们掌控复杂的任务。如果仅仅遵从预先制定好或学习过的计划来行事，专家所具有的能力特长就无法发挥出来。情景化的涉身认知符合认知经济原则，它将知识部分转向环境和有关运动，而降低了储存、搜寻和加工的负荷。语义组织形式、语篇类型和行为型式都是我们的行为和理解的文化脚手架。作为认知行为的翻译依赖这些脚手架，我们学得的跨文化比较知识、典型的翻译对应型式／翻译单位的库存等都是工具或外在的辅助。随着翻译实践经验的累积和能力的增长，译者就不必再遵从这些去语境化的规则；这些学习过程中需要的脚手架会被灵活、自由的“交互的涌现行为组织能力”（Risku 2010：102）所取代。具有高超技巧的专家译者也会经历一个规则性指导训练的学习阶段，而后逐渐摆脱这些规则，直至仅仅依靠具有灵活适应性的理论和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觉”。
Shreve和Risku的侧重点不同，Shreve侧重表征中的图式–例示，而Risku侧重实践中的“交互性、涌现性”行为。基于以上讨论，我们不禁要问，在翻译的具体语言加工（尤其是语义建构）过程中，有关的图式尤其是语言单位的图式是如何在具体语境下与“交互性、涌现性”的认知加工相联系的？
我们认为，翻译过程的基础实践离不开对语言和语言使用的考察，尤其是与之相关的多样化的认知加工过程。而揭示深层次的语言认知加工过程也许可以为我们探究Risku上述作为翻译能力关键要素的译者的“交互的涌现行为组织能力”或“直觉”提供思路与启发。认知语言学尤其是识解理论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表征中的图式–例示，及其与实践中的“交互性、涌现性”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我们认为，基于框架或图式对某一例示形式的确认和选择，不是简单的允准（类似于Shreve所称的再映射），而是需要依托语境进行识解的过程。比如：我们都有“脸”的图式表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脸”图式的例示确认和选择并不是简单的完全允准关系；即使一个人的脸只露出很少一部分，我们仍可以基于脸的完型意象，通过基底–侧显、重新视角化等识解过程完成“脸”图式的例示确认和选择，这时建立的图式–例示关系是部分允准关系。此外，我们也可以将脸的图式拓展到狗脸、猫脸上，并通过隐喻识解建立起它们和人脸图式之间的拓展例示关系，赋予其相应的语言表达单位以隐喻性引申意义，如“狗脸”隐喻具有负面情感义。翻译过程必须考虑语言所触发的这些识解方式和认知图式的共同作用，它们能帮助译者更好地生成原语文本的意义，产出译文表达。
翻译可以基于已有图式和场景的匹配形成尝试性的暂定决策，但翻译过程离不开基于语境的动态识解作用。篇幅所限，现仅举一个隐喻翻译的例子：
唐小姐心里一阵难受。（《围城》）
An unbearable pain pierced her heart.（Fortress Besieged）
在上例中，为什么译者会基于原文中一个规约化的表达产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译文隐喻表达？匹配决策无法解释这一点。从图式–例示关系和动态识解的关联认识出发，我们认为，译文之所以创造性地使用pierced her heart这个隐喻表达，正是因为译者的元认知表征层面存在隐喻图式“内脏器官是情感的容器”及其拓展例示“情感影响是对作为情感容器的内脏器官的影响”，它们作为两种语言文化共享的互通概念图式，可以允准新的隐喻识解并在目标语中实现表达。在此例中，认知图式的例示过程不仅是简单的再映射，更是译者依托语境进行创造性识解的过程。译者的翻译过程不但依托跨越两种语言的元认知表征层面的互通概念图式，其作用也要通过涌现性或创造性的多样化识解来实现和体现12。
作为跨语交际的翻译所涉及的识解方式，既有体现当下语境体验的识解，也有与体现社会文化经验的百科知识相联系的识解；既有体现交互协商的主观化–客观化识解和移情识解，也有体现感知力、洞察力的视点、前景–背景调配，还涉及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意象图式、转喻和隐喻13。通过这些识解方式，译者重新组织场景和意象，往往也会突破原型义或当下的框架。以一般涉身认知能力为基础的多样化的识解方式是专家译者的创造性思维14，也即Risku所谓专家译者“直觉”的体现，是“交互性和涌现性行为组织能力”在译者语言加工中的具体体现。
Gil Bardaji（2009）、Muñoz Martin（2010a）和Shreve & Lacruz（2017）似乎将翻译过程研究看作一种对关注有意识加工过程的反动。他们认为，以往的翻译过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将翻译描述为解决问题和决策的过程，重点放在译者面临困难的阶段，而翻译过程变缓实际上代表着译者在寻找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方法隐性地采用了一种关于翻译的信息加工观点，即把翻译看作是对内部加工单元的心理操作，并界定了宏观和微观策略、技术、方法和程序等多种不同的心理“加工工艺”（process operators）（Gil Bardaji 2009）。Muñoz Martin（2010a）则指出，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情景内嵌认知的影响（Risku 2010），就会发现没有问题的文本片段和“无意识的”过程就和有问题的片段一样有趣：它们可以让我们看到译者与手头文本材料流畅交互的能力，这些信息可能与翻译专业知识的描述非常相关。
我们认为，翻译中对解决问题和决策过程的研究不一定预设第一代认知科学的信息加工观点，也不一定以预设某种问题为前提，而可以是基于描述分析的；也并不一定要预设内部加工单元的一种心理操作和“加工工艺”，而可以将其作为综合情景体验和社会文化体验的涉身认知行为。在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背景下，无意识认知也不一定局限在跨语形式启动和默认直译的操作上。在《身体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Flesh）中，Lakoff & Johnson（1999：9）提出的三大假设之一为“思维大部分是无意识性的”，这种“无意识”思维显然不能简单理解为跨语形式启动和默认直译这种自动化的操作，也不能理解为在某场景下与长时记忆中的图式进行匹配的过程，而是有着更广泛、更基础的意义，如Risku所说的“直觉”所示15。
从关联理论来看，实时翻译过程研究所借用的核心认知理论模式有两种：表征激活模式和概念推理模式。目前的研究侧重前者，重点关注自动化的加工，如水平加工、直译默认加工。这可能与现有的测量技术有关，毕竟一些内在的认知加工很难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来测量。House（2015：51）指出，意识的性质问题是认知科学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综合的意识理论，不仅研究无意识，还要研究不可触及的表征是如何被体验，以及如何由观察者的多样认知功能触及的。也就是说需要一种将功能和体验相结合的综合意识理论。科学的综合意识理论必须既能够有效区分无意识和有意识加工、自动化和可控加工，也同时注意到两者在一个完整翻译过程中的综合，注意两者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