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眼动跟踪法
眼动跟踪法主要通过眼球跟踪技术设备（如EyeLink、Tobii等）获取数据，即在翻译任务过程中记录眼睛对兴趣区域（比如电脑显示器和文本）的注视数据（O'Brien 2011）。眼动跟踪法用于认知研究的理论依据是“眼脑一致性假说”（Eye-mind Hypothesis）（Just & Carpenter 1980：330）。该假说认为，眼睛的凝视和大脑中的信息处理是同时进行的，并没有时间上的显著滞后。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观测译者眼动行为方式推导和分析其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状态。Seeber（2013：25）认为，包括眼动跟踪法在内的心理生理测试技术有两大优点：一是此类技术允许对事件进行实时持续分析，这对于包括翻译在内的语言加工而言至关重要；二是多数生理反应由交感神经系统控制，不会受到被试有意识的控制，因而能够提供更为直接且客观的测量结果。
过去十余年间，眼动跟踪技术支持下的翻译认知研究发展迅速（O'Brien 2009；刘艳梅等2013），涌现出一批颇具开拓意义的研究（如Dragsted & Carl 2013；O'Brien 2006a；Pavlovć & Jensen 2009；Shreve & Angelone 2010），也开始获得国内学界的关注。眼动跟踪法与击键记录法一样，同属于行为实验手段，用于测量可观察的行为，但它同时也能探究有声思维报告法和击键记录法无法获取的认知过程：比如依靠眼注视的数量和时长、瞳孔直径的变化等，分析译者对于源语文本、目标语文本、隐喻、术语、数字等的关注，并衡量认知负荷。Alves（2015：31）指出，“源语和目标语兴趣区域上的眼注视差异能够表明处理负荷位于何处以及（原文）阅读和（译文）写作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能相互重合”。
翻译认知眼动研究中较常用的指标是译者在特定任务刺激下的瞳孔反应（task-evoked pupillary response）（Seeber & Kerzel 2012）。Tommola & Niemi（1986）率先使用了瞳孔直径这一指标来研究同声传译中的认知负荷，并发现了瞳孔大小和句法加工之间的关系。Hyönä et al.（1995）比较了同声传译、影子练习和听力理解几种任务模式（task model）下被试的瞳孔直径，并考察了词汇难度、任务模式和瞳孔直径之间的关系，成功证明了瞳孔直径能够反映语言在线加工中的认知负荷。已有不少研究证实，认知负荷的增加会导致瞳孔直径增大（Göpferich & Jääskeläinen 2009）。Seeber（2013）指出，在研究中使用瞳孔直径指标的前提是被试的认知负荷不能超出一定限制：如果任务难度过大，瞳孔直径就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甚至会在超出认知负荷后迅速缩小。瞳孔直径指标也许是所有眼动指标中最为直观但也最具争议性的指标，使用和分析时需保持谨慎。
注视是目前大多数眼动研究采用的核心眼动指标（如Chmiel & Mazur 2013；Jakobsen & Jensen 2008；Kruger 2016；Pavlovć & Jensen 2009）。平均注视时间（average fixation duration）和总阅读时间（total reading time）（闫国利、白学军 2012；张仙峰、叶文玲 2006）是目前眼动研究中最常见的时间维度指标，适用于语言加工中的整体分析，但不能精准体现实时的认知加工过程（Rayner 2009）。事实上，眼动研究的时间维度指标还包括单一注视时间（single fixation duration）、首次注视时间（first fixation duration）、第二次注视时间（second fixation duration）、凝视时间（gaze duration）和回视时间（regression time），这些指标对辨别翻译认知过程中的早期和晚期加工有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说，早期指标反映自动认知机制，晚期指标则更多反映有意识的加工行为。Schäeffer et al.（2016）注意到了早／晚期眼动指标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的作用，并探索了早期眼动指标（首次注视时间）能否反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反映源语阅读中的双语激活现象。通过比较专业译员和一般双语者的首次注视时间，Rydning & Lachaud（2010）发现，专业译员能更快地识别多义词的语境义。目前早／晚期眼动指标在反映不同阶段翻译认知加工过程中的作用还有待探讨。
目前眼动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空间维度指标是被试的注视次数以及描绘注视位置的热区图，另外还主要包括眼跳距离（saccadic size）、跳读率（skimming rate）等（闫国利、白学军 2012）。眼跳距离和跳读率均和认知负荷以及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有着密切关联。眼跳距离越大，一次注视获得的信息就越多，因而眼跳距离可以反映被试的阅读效率（Irwin 1998）。
借助眼动跟踪技术，我们可以探查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阅读与理解，从而弥补有声思维报告法和击键记录法的部分不足。基于眼动跟踪法的翻译过程研究主要涉及翻译过程中的阅读、翻译方向、视译、译后编辑等课题。
有关翻译阅读，Jakobsen & Jensen（2008）发现，译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视觉行为和注意力分配情况与其正在执行的翻译任务类型高度相关。例如，单纯以理解文本为目的的阅读所涉及的注视次数少于大声朗读文本所涉及的注视次数，而与这两者相比，打字输入翻译文本所涉及的注视次数通常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打字输入翻译文本的阅读过程中，译者的视觉注意力不断从原文阅读转移到译文的生产监控上，然后再回到正在读取的原文中的大致位置；在不连续的阅读过程中，译者的视觉注意力在回到原文的阅读位置之前会经常出现多次注视的情况。
眼动跟踪可以提供更精细的数据，帮助研究者更仔细地观察译者在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多次注视，从而更深入地了解译者对原文的阅读以及理解方式。所有注视活动的转变都体现出译者具体的决策行为，如确信、犹疑、不太确定、疏忽以及新解决方案的出现等。最重要的是，基于眼脑一致性假设，眼动跟踪提供了在任何给定时间点上译者对一些加工单元的认知处理的生动图示（转引自Jakobsen 2014）。
Pavlovć & Jensen（2009）基于眼动数据探讨了翻译方向性对翻译认知过程的影响，而Chang（2011）的眼动研究探讨了方向性与修正的双语表征层级模型（the 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
苏炎奎、李荣宝（2018）基于眼动实验方法探究了视译和常态阅读两种不同情境下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视觉词汇语义通达模式的差异，具体考察了认知压力和单词熟悉度对英语视觉词汇语义通达的影响。
将眼动跟踪技术应用于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这一做法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在理论构建、实验操作和研究领域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争议。另外，对眼动跟踪法存在的一些不足，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Hvelplund（2014）对眼脑一致性假说中注视行为与认知加工的同步性提出了质疑：在翻译过程中，被试可能会在保持对某一词语的注视的同时，思考和当前任务完全无关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被试的“眼”和“脑”显然不存在一致性；任务执行中难以避免的注意力转移或“走神”现象也限制了眼脑一致性假说的普适性。
Hvelplund（2014）还指出，眼脑一致性假说仅能在注视焦点和认知活动之间建立关联，却无法通过注视情况确定其实际指向的具体的认知活动。例如，在翻译过程中，当译者在注视源语文本中的某个词语时，他／她既可能是在对该词进行理解加工，也可能是在思考其对应的目标语表达，我们很难确定译者的认知负荷在源语和目标语之间是如何分配的（Schäffner & Shuttleworth 2013）。Sjørup（2008）发现，专业译员对隐喻的注视时间明显久于非隐喻语言，但她同时指出，眼动跟踪法无法对文本理解与产出两个方面作出区分。也就是说，尽管更久的注视时间可被理解为更大的认知处理负荷，但研究者通常无法确定认知负荷在隐喻理解、翻译策略的选取和译文转换之间的分配比例。Seeber（2013）也指出，由于眼注视等数据无法直接指向特定的认知过程，眼动跟踪法很难确认或识别实际测量的是哪项认知活动。
此外，眼动设备的干扰性、可支付性和复杂性都会限制其应用范围4。
不过，上述这些缺陷不足以动摇眼动技术在翻译认知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尽管眼脑一致性假说的不足难以回避，也确实有可能影响眼动数据的可靠性，但这种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是可控的（眼脑不一致现象在全部眼动行为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改善实验设计或许有助于减少翻译过程中的眼脑不一致现象。例如，研究者可以适当控制任务完成时间，因为译者在时间限制的压力下更容易集中精神，减少和任务无关的思考活动。此外，研究者也可以同时采用其他数据收集手段——如击键记录法、有声思维报告法等获取聚合数据。目前学界已有将击键记录和眼动跟踪技术结合起来的翻译过程研究，如Jakobsen & Jensen （2008）、Špakov et al. （2009）等。二者结合的研究方式能记录下被试在阅读和理解源文本时的眼动情况，又能记录其产出译文时的键盘输入信息；研究者可以综合分析数据，以此推测翻译过程，形成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在现有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击键记录法和眼动跟踪法的结合使我们有机会获取大脑外部的海量行为数据，在此基础上推测内部认知过程。
当然，正如House（2015）所言，研究者需对眼动跟踪等技术获得的数据保持审慎态度，翻译实证研究实质上能够反映的不过是译者一切可供观测的行为模式，对这类数据结果既无须夸大也不应贬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眼动跟踪等数据收集方法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的作用。